E.P.汤普森的思想是英国世界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残留？(8)

尴尬，自然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但在实践上更紧迫的是在这样一个去殖民化的时代，按照工人阶级的社群主义价值观——而不是像奥威尔在法西斯时期那样，按照（帝国）统治阶级长期夸耀的家长式价值观——重塑和挽救英国身份的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E.P.汤普森的书完全是由去殖民化的背景塑造的，尽管这种影响悄无声息。从他研究的革命时代开始，国外的叛乱就一直影响着英国的激进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反殖民叛乱同样冲击了英国的思想和行动主义。
汤普森的书是在对西方的反殖民幻灭的阴影下写成的。他与生于牙买加的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于1960年创办《新左评论》后不久，他就愤然退出，因为理论历史的爱好者接管了编辑部。他尤其反对杂志采取“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立场，即认为“整个‘西方’……都因其与殖民主义共谋而遭受控告”——正如他在（最近才公开出版）1963年的辞职信中所说的；这也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出版的同一年。
E.P.汤普森肯定了在所谓的西方-第三世界的分裂中，各国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他提到了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961）中的判断——法农像更早的泰戈尔和甘地那样，强烈警告人们不要“模仿”西方，西方的文化和制度在道德上和实践上显然都已破产，欧洲正“步入深渊”。尽管汤普森赞同地让步说，该文本的背景使这种观点“不仅可以理解，也无法避免”，但他依然激烈地质疑“西方什么也提供不了”的结论。他试图恢复另类的“英国”价值观——激进的人道主义价值观——的努力，部分是出于反抗性的救赎精神。“对我们来说，”他解释道，“‘欧洲的局’永远不会结束”：“如果‘我们的’传统失败了……那么就该我们自己修好它，而不是草率地得出结论说“西方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已经腐败得无可挽回”。
他试图发掘另一个可能的英国，其价值观并不会不可避免地导向帝国。
这种激进的英国传统也是他对论辩对手们讥讽地说的“英国意识形态”的回应——根深蒂固的传统主义、经验主义和地方主义，他们宣称，这种意识形态使英国工人阶级过于温顺和屈从，使知识分子迂腐守旧、点到为止，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E.P.汤普森沉浸在“英国人的独特处”中，这也是他给1956年的一篇关于这场争论的论文取的名字；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捍卫他们的激进遗产，即作为“异议传统”的“革命遗产”。我们知道，这些价值观也和E.P.汤普森的激进价值观一样，是在和其他传统接触的过程中形成的。汤普森也知道这一点，他批评说，他的对手们假设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严密的分裂是不真实的”。但由于对英国的挽救是这场辩论的关键，这也是汤普森的重点。恢复特定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赌注巨大：押上了对英国人道主义主义和激进价值观的挽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