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的思想是英国世界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残留？(9)

尽管如此，在这种地方性的关注中，还是有一丝帝国的怀旧味道。汤普森的辞职信也辩解地重复了那种关于英帝国主义总是通往自治的自由主义虔诚。他对宗教——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循道宗——众所周知的优越感，也呼应了关于宗教如何阻碍进步的自由主义历史假设，宗教对于殖民活动也至关重要。事实上，无论他对“进步”的文化的代价有怎样的认识，他仍然对普遍历史的观念感兴趣，并假定18世纪英国的故事是即将在世界各地展开的故事的先兆。在他1967年关于时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宣称：
没有时间的规训，就不可能有工业人的那种坚持不懈的精力；无论这种规训是以循道宗、斯大林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它都会进入发展中国家。
他在核裁军等运动中的领导角色，也暴露了一种希望英国能在引领世界方面发挥一种伟大、拯救式的角色的希望。毕竟，隐藏在他书名的标志性语法结构中的，是他父亲的最后一部历史著作《印度王子的形成》的启发。去殖民化并非一瞬间的过程，而是需要几代人。
根据他的妻子多萝西的说法，汤普森最不犹豫地宣称的对世界主义的忠诚，其实是对欧洲人民的忠诚——尽管他的家庭和美国、中东和南亚都有联系。不过，他仍然感到“与印度文化的持久关联”是“我父母留给我的遗产”。他父亲对印度的支持至少补偿了他们早期对循道宗的忠诚。E.P.汤普森最终在一个既谦卑又疏远的标题，“陌生的致敬（alien homage）”中，公开宣布了这份遗产——这是他1993年出版的关于他父亲与泰戈尔的友谊的书的标题。
1976年，在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宣布紧急状态期间，汤普森去印度进行了为期六周的重要访问，这极大地助长了他那篇尖刻的文章“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1978年）的激烈性，也消除了他对父亲一贯的尴尬。抵达时，汤普森受到了热烈欢迎，以纪念他父亲与已故总理尼赫鲁的友谊。他在录音中讲述了自己童年时期对尼赫鲁的记忆。然而，当他看到英迪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放弃了她父亲的民主原则时，他很快就感到沮丧。更糟糕的是，莫斯科领导的印度共产党支持了她的镇压措施，乐于捏造理论抽象来把紧急状态的滥用合法化。这次访问让汤普森深感不安的是，西方现代化理论——自由进步叙事的新版本——与莫斯科主导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趋同：两者都设想知识精英通过自上而下、资本密集型、技术驱动的发展，把进步强加给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