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的思想是英国世界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残留？(5)

爱德华的儿子们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甘地、尼赫鲁和劳伦斯拜访过他们在牛津的家，父亲向他们传授拜伦式的英雄主义以及个体参与者在行动主义和写作方面的力量。尼赫鲁教E.P.汤普森击球。E.P.汤普森向这些印度“诗人和政治煽动家”索要邮票，他知道这些人是他家“最重要的访客”。对汤普森一家来说，像伊克巴勒和泰戈尔这样生活在历史前线的诗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作为诗人的身份，都让他们令人钦佩。汤普森一家也全都写诗（包括E.P.汤普森未来的儿子）。
爱德华的两个儿子都是世界主义者。两人都游览过希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E.P.汤普森在剑桥做过一个关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演讲。两个儿子都曾在国外服役。弗兰克在中东从事情报工作，1944年，他在一次受劳伦斯和拜伦启发的特别行动中执行任务（任务是联系塞尔维亚的保加利亚游击队）时被杀。他令人震惊的死亡给E.P.汤普森的一生蒙上了长长的阴影。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关于南斯拉夫游击队的。1947年，他指挥一个英国青年团体协助南斯拉夫人民青年团（People’s Youth of Yugoslavia）修建一条从斯洛文尼亚到萨拉热窝的铁路。在他父亲的影响下，E.P.汤普森从小“认为政府是虚假的、帝国主义的，并认为人们应该站在敌视政府的立场上”。弗兰克的死强化了这种观点。在他父亲于1946年去世后，面对“被称为官方保密法案（Official Secrets Act）的英国反历史手段”，E.P.汤普森继承了家族的斗争，要揭露哥哥的死亡之谜，并得出这样的结论：
“国家的逻辑永远与历史知识处于对抗状态”。
随着去殖民化的展开，劳伦斯的形象开始变得令左翼尴尬，他既是家长式的解放者，又是秘密的帝国代理人。尽管劳伦斯的故事和爱德华为印度所做的斗争激发了弗兰克在巴尔干半岛的抱负，E.P.汤普森却对于弗兰克是“保加利亚的劳伦斯”的说法嗤之以鼻。他父亲的自由主义——他主张统治印度而不是让印度完全独立——同样是一种妨碍。E.P.汤普森严厉地描述他：
似乎他既想用笔挑战那引起了紧急状况的帝国权力，又想向统治者保证，在紧急状况下可以指望他拿起步枪尽己所能。
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说，20世纪60年代初的E.P.汤普森“为他的父亲感到尴尬”。
然而，E.P.汤普森却没有摆脱把激进斗争理解为一个忏悔的英国人与被奴役的人民的联合的理解；他是在试图创造世界历史的伟人中间长大的。在这种反殖民主义的氛围下，他把那种拜伦式的野心引向国内，把伟人史观本身颠倒过来。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妻子，历史学家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的生活和工作，琼斯是一位绅士作风的19世纪工人运动（宪章派）的拜伦式领袖。丹尼斯·德沃金（Dennis Dworkin）写道：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把知识分子理解为激进运动的理论家——而不是建设者——的观点相反，E.P.汤普森为那种“十分英国式的、基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尽可能广泛的交流的激进智识实践的观念”辩护。知识分子的位置是在“斗争的‘内部’”，明确表达“下层阶级的经验和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