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汤普森的思想是英国世界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残留？(2)

甘地在1931年访问英国的Greenfield Mil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家要求我们把注意力从伟人转向普通人的行动和经历，从机构转向文化。这种向“来自底层的历史”的方法论转变是政治性的，当冷战在东西方鼓吹威权主义，这种方法论转变支撑着对政治、社会、智识和文化机构的民主设想。它试图纠正历史学家们习惯的家长作风，即把人民描述为“政府必须处理的问题之一”——也就是像E.P.汤普森说的那样，把人们当做历史的客体而非主体。这种转变趋势很有影响力，但是“伟人史”在文化上依然有影响；在今天，未来的“伟人”主宰着全世界政治舞台，无论其形式多么讽刺，这都挑战关于历史如何发生、应当如何发生的民主设想。“来自底层的历史”成功推翻了关于伟人的幻想，却同时保留了民族的幻想作为他们经常援用的借口。重温这种观念的起源或许能揭示出它的原因。
在人们的印象中，E.P.汤普森可能是和“来自底层的历史”关系最大的人，尤其是他的标志性作品《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尽管这本书涵盖的人物广泛，它涉及的地理范围却很狭窄。这段故事发生在英国征服世界大片地区的时代，但它几乎没有关注这一现实。而且考虑到汤普森写下这本经典著作时，去殖民化的潮流正迫使英国人与帝国伦理对抗，汤普森自己也是深深卷入此类事情的一批殖民传教士的后裔，就显得更奇怪了。汤普森的经典文本为20世纪后期最进步的英国历史构建了一个岛屿模型，这在无意中把“小英格兰”的怀旧态度——这种态度在英国脱欧事件中登峰造极——合法化了。且讽刺的是，这本书的巨大影响也赋予了汤普森本人，作为他那个时代标志性的历史学家兼社会活动家，一种相当强大的伟人身份。
是否存在一种来自底层的历史，或者至少是一个更广的谱系，能解释名为“E.P.汤普森”的这一自相矛盾的政治和智识事件？如果我们想一想应和着他的“合唱团”——他的工人阶级学生、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和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等英国社会历史学家伙伴，以及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等欧洲前辈——画面会有什么变化吗？或者考虑到包括汤普森在内的广大民众——他们集体经历的20世纪40年代全球灾难迫使他们重新思考作为最实际、最可信的历史叙事模式的“伟人创造的进步”的观点——又会有什么变化？即使是这种临时的范围转变，也可能把汤普森从他的作品的狭隘的稳固性中转移出来。事实上是，他的“小英格兰”关注点并不是英国脱欧主义的一个早期例子，也不是在英国鼎盛时期之后的一次爱国举动，甚至也不是他对国家（作为历史的天然主题）的信念的一次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