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的魔力：现代化的君主制与英国的“秘密国家”(4)

2022年9月12日，英国伦敦，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逝世后，反君主抗议者举着写有“不是我的国王”和“废除君主制”的标语牌。舆论普遍认为，PCSC法是对民众权利的进一步限制，因为该法大大扩展了警察在针对示威活动执法时的自由裁量权，而上述对反君主制抗议者的执法则是直接限制了言论自由，因为显然这些抗议者并未开展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在许多其他国家，言论、集会、示威等自由往往明文罗列在宪法中，倘若某部法律有不当限制这些权利的争议，人们至少可以在法律的世界里据理力争，但英国的司法机关通常不会审查议会的立法；换言之，议会完全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埋葬这些权利。英国没有成文的宪法，传统上自由表达政治观点的权利属于“法无禁止即可为”的范畴，而并没有像其他诸多国家那样在宪法中明文规定这一权利。人们津津乐道的1689年《权利法案》仅规定了议员不得因其言论而受罚，此后的三百年间，即便种种惯例和习惯法大体保障了民众实质的言论权利，但作为法律概念的言论自由权却并不存在。
直到1998年，为了让普通法系与英国签署的《欧洲人权公约》中对公民权利的明文规定相调和，英国才通过了《人权法案》，明确列出了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一些英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然而，由于英国议会通过的法案之间并无上下位之分，《人权法案》原则上并不能阻止议会颁布另一部限制某些权利的法案。
议会面临的实质约束只有破坏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的外交风险，以及触怒本国社会力量而引发动荡的政治风险，而后者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按闹分配”。
PCSC法最早针对2019至2020年间各类环境保护组织的激进行动而起草，以环保活动家为核心的反对势力也在该法审议期间组织了一系列抗议，但英国主流民意虽然赞同环保主义、却厌烦堵塞交通这类环保运动的常见策略。2020年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潮、疫情以来反对防疫政策的抗议活动也并未成功阻止PCSC法的出台，均是因为这些运动并未在英国社会中掀起太大波澜。然而，该法案却几乎完全没有触动工会的既有权利，并未对罢工等工业行动增加限制；而在实践中，即便今年物价上涨引发的大罢工一浪接着一浪，公共交通等重要领域动辄停摆，也全无警察动用PCSC法强行执法的争议出现。这是因为工会在英国政治中根深蒂固，虽然规模有限，但组织和动员能力很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极大，当局并不敢轻易惹恼工会。
甚至严格意义上来讲，发表反对君主的观点在英国可以按重罪论处。1848年通过的《叛国重罪法》第三节规定，任何鼓吹废除君主制的言论或行为都是重罪，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虽然自1879年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被判决过这项罪名，这一法条的存续本身就是对法治与言论自由权的莫大讽刺。可以说，英国议会与政府的权力边界在19世纪与今天并没有根本差别，只是国际共识与社会观念的改变让一些几百年前的信条放在今天不合时宜，因而没有人会冒着丢失选票的风险去执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