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刘怀玉、王赛：改革开放新时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旅行——以萨特为例(16)

我们看到，列维纳斯这种将“他人”置于优先地位的思路正好对应了萨特晚年的转向。只有从“他人”出发，萨特的斗争性的“注视”才能转化为爱的凝视，只有在这时，萨特才能真正感受到“群体不是压抑个体的声音，而是以个体性来培育自己，是对个体性的协调”。由此我们也更能看到，萨特和列维纳斯的确“离得很近”。
三、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经历复杂的理论旅行。学者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存在主义的历史哲学——本质上还是存在主义，但这种理论综合活动是崇高而无畏的思想探险，它带来的思想冲击和留下的理论遗产都具有永恒的价值。既要“个人”又要“总体”，不是同时设定二者，而是用前者说明后者，这就是萨特。他的事业既是一种成功的失败，也是一种失败的成功，他明白这一点，因为他和时代融为一体——萨特体验到现代性的深刻悖论，他将自己呈现为这种悖论。
20世纪下半叶，法国思想的大趋势是从存在主义转向后现代的伦理哲学，政治哲学，我国对萨特的核心关注也从其早期的存在主义哲学转向晚年的伦理学。不得不提及的是，我国对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第2卷和《伦理学笔记》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这些著作更为有力地证明萨特在今天具有的意义：在一个“人成了问题”“未来成了问题”的时代，萨特曾经要求把世界归还给它的创造者。与形式各样的后现代思潮相比，萨特的确不时髦了，但他宁愿跟在德国古典哲学后面走也不愿在自己的学说上加个“后—”的前缀，这种选择令人深思。也许，用福柯笔下的“黑格尔”来形容萨特在当代的“不可超越性”更贴切：“我们必须知道在能让我们反对黑格尔的东西中又有多少仍是黑格尔的……我们用心反对他的手段在多大程度上也许正是他用以反对我们的一个策略”。
文章来源：《理论探讨》201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