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刘怀玉、王赛：改革开放新时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旅行——以萨特为例(14)

首先来看萨特的空间化本体论。意识作为自为的存在具有面向自身和面向自在而不断在场的意向性活动结构。苏贾认为，意识的这种“面向……的在场”的活动结构具有一种虚无化的能力，它表明意识和自身之间以及意识和自在之间存在一种原始的裂缝或距离。这种距离使意识的反思活动成为可能，也使自在在意识的虚无化活动中呈现出意义。由此我们看到，空间性就包含在萨特的自为—自在的意向性结构之中。苏贾将萨特早期哲学中的“虚无”概念指认为主观意识与客观世界的分裂，它标志着人与外物之间的原始距离，这种原始距离为人之在世生存提供空间本体论基础。然而，意识的超越性不满足于创造距离，它还要求跨越距离。由于《存在与虚无》对自在与自为的双重绝对化，它们之间的总体化综合变得不可能。尽管如此，萨特还是在本体论上肯定了自为存在具有将自己从世界中分离以及将自己与世界整合起来的能力。
这意味着，萨特所说的空间已不再是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抽象空间，而是与意识的“面向……的在场”的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在自为与自在的动态关系中呈现出来的空间。到了《辩证理性批判》时期，萨特不再把空间性置于意向性结构之中，而是把实践当作空间结构呈现自身的基础。自为依然是一个本体论的范畴，但这里的自为不再是面向自身和面向自在的纯粹意识，而是处于一定社会历史关系中的，通过能动的谋划，改变自身以及改变周围环境的实践。实践与空间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空间一方面表现为在实践的场域中人和物，内在性和外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种被实践所塑形的空间又构成了新的实践活动的前提和条件”。
通过将空间与人的实践联系在一起，萨特看到了社会关系中的空间构型，并以此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在萨特的“群列”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空间，在这种空间中人们漠不关心，互不交谈，在相互分散中失去了反抗现实的能力而被资本主义同化。市场就是这种群列空间的代表。在市场空间中，每个参与者的行为都是被决定和操纵的，平等交换是在等级制的关系中进行的。更进一步，萨特不仅看到了交换形式与空间的关系，还看到了生产组织形式与空间的关系。在泰勒制的生产模式中，空间被分割成众多单一的隔间，一方面提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造成无产阶级的无能。
由此观之，苏贾称萨特把我们带到了“空间、时间和存在的一种平衡的和毫无孰先孰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边缘”就不难理解了。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就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的思想资源。萨特晚年的伦理学转向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重视，他和列维纳斯的深层关系逐渐被挖掘出来。经历60年代末的“五月风暴”，70年代的反人道主义之后，萨特和许多法国思想家一样将伦理学置于视野的中心。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是萨特毕生思考的问题。早年的萨特从绝对自由观——立足于笛卡尔的“我思”——出发，认为“他人就是地狱”，到了晚年，萨特看到了个人主体对于他人的依赖，把他人视为“我”的条件，这种转变使萨特成为列维纳斯的同路人。列维纳斯从“他者”出发的伦理学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自我主体性的主体性，他早已在萨特晚年刚刚踏足的道路上走了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