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刘怀玉、王赛：改革开放新时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旅行——以萨特为例(12)

（三）后现代视域中的萨特
阿兰·巴迪欧曾不无自豪地将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哲学比作继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的“第三个”哲学时代，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标志着这一哲学时代的开端。萨特综合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力作《辩证理性批判》问世的时候也是存在主义在法国迅速被结构主义代替的时候，同时也是法国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转折的开始。不管是作为推崇的对象还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萨特都像一个风向标一样屹立在20世纪下半叶的法国。
列维·施特劳斯在1962年发表的《野性的思维》一书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萨特。他洞察到萨特所追寻的主体无法摆脱笛卡尔的“我思”传统，这个“我思”把人与社会割裂开来，虽然萨特渴望将“我思”社会化，但其实不过是“用一座牢狱替换另一座牢狱”。萨特的主体因陷入孤立的个体情绪而无法摆脱孤独与苦恼的纠缠，或者毋宁说，萨特所追寻的主体“是一个人为割裂出来的虚构的主体”。对于列维·施特劳斯来说，主体是个已死的概念，重要的不是去揭示人的主体性，而是去发现隐藏在社会背后并使社会按照一定规则运行起来的“结构”。与这种结构相比，主体的力量微不足道。拉康和阿尔都塞都极力消解主体。结构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对存在主义的决定性胜利。然而，结构主义的境遇并不比存在主义好，它在取得了自己的荣誉之后迅速内爆。结构主义用自己最强大的“结构”击溃了存在主义情绪化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变成幽灵缠绕着它。
戈德曼批评拉康的话一语中的，即“结构不上街”。这使我们想起萨特在1969年的一次访谈中对列维·施特劳斯的批评所做的委婉回应：“在我最新的一本谈福楼拜的书中，用我所谓亲身经历（vésu）来取代了之前的我意识观念（尽管我仍然会使用意识一词）。在这里，我要谈论的不是前意识的警觉，也不是无意识，更不是意识，而是个体本身及其财富和意识永恒流溢着（overflowed）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人们总是借助遗忘（forgetfulnezz）来玩弄自我决定的把戏。”
有学者指出，萨特在这里区分了再现式自我和生命性自我。生命性自我即是萨特所说的个体在其本身及其财富和意识永恒流溢着的领域的亲身经历着的自我（我们看到萨特“反思前的我思”的影子，在这里，萨特想要摆脱“思”的结构）。而再现式自我是那个遗忘了亲身经历，在符号能指链的结构中显现着的自我。结构主义者看到了再现式自我的力量，却低估了生命性自我的力量。拉康后来强调隐藏在符号能指链下的真实欲望和留存在生命体之上的剩余快感，这种转向无疑是对萨特主体哲学的某种回归。在拉康身上，我们看到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互补的可能，我们将看到，福柯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