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刘怀玉、王赛：改革开放新时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旅行——以萨特为例(13)

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的争论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融合成一种新的思想趋势，这种思想趋势以“多元与差异”为根本特征，拉康的“剩余快感”是这种思想趋势的一个标志。我们有理由把这种思想趋势的源头追溯到萨特，“萨特的价值是，他所言说的主体性和他所基于的立场之间不是连贯的，他所处的时代，他所依赖的问题式，与他使用的概念和术语之间存在着巨大断裂，萨特是被撕裂的形象，他将自己作为一个症候呈现在战后法国思想家的断裂点上”。萨特思想中包含的言说与“问题式”的错位裂变为当代法国思想中的两种进路：一是对国家机器和话语装置进行实证研究，在冷峻的分析中生发出批判性的力量，福柯行走在这条道路上；二是通过生命游牧逃逸出国家机器和话语装置的控制，鲍德里亚、德勒兹和迦塔利行走在这条道路上。福柯的生命政治学展示了这两种进路的交汇。
福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体是如何被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制生产出来的，无论是正常人还是不正常的人都无法逃离这种规训机制，而只能加强（尤其是不正常的人）这种规训机制对我们的生命政治权力。利奥塔早已对我们的自然身体不抱希望而求助于一种“非人”思维——或许赛博格是逃离社会监狱的唯一途径。在被巴迪欧称为第三个哲学时代的“尾声”处，我们看到的是巴迪欧自己。巴迪欧把界定从萨特，阿尔都塞，拉康到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的法国哲学线索作为自己的任务。像萨特一样，巴迪欧把巴门尼德的“存在”作为自己哲学的起点，巴迪欧的创见在于“他确定存在纯粹是多元，是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到的诸多实存物（Seienden）非总体性的多样性，而我们时常会想把这些东西统一起来”。巴迪欧将这种被萨特称为“总体化”的统一称为“计数为一”。在巴迪欧看来，纯多是没有概念的，对于纯多的表达只有借助于数学语言（集合论）才是可能的；
与存在相对的也不是虚无，而是事件。在经历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洗礼后，巴迪欧走向一种数学化的事件本体论的建构，在他这么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保持着对萨特的永恒回望。
也有学者从地理空间的角度解读萨特。《后现代地理学》的作者爱德华·苏贾坚持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找到空间，时间和存在之间的深层次的关联，他在海德格尔和萨特的本体论中发现了这种关联，并把这两位现象学存在主义者视为自己的先行者。萨特的重要性在于，他不但在本体论中发现了空间，而且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看到了社会化的空间构型，并将其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