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刘怀玉、王赛：改革开放新时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旅行——以萨特为例(3)

一、从“精神污染”到思想资源：存在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评价与影响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评价与影响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四种范式和四种形态。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一起被引入国内，国内学界对其的态度是既渴望亲近，又保持距离。研究范式主要是呼唤人性，弘扬人道主义。在这一阶段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化研究还没有开始。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发挥作用并产生连锁反应，学者们开始在主体性转向和异化批判的范式下研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对这一思潮的专业化研究也开始起步。第三个阶段是世纪之交。这一阶段出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讨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存论转向”，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成为其思想资源。第四个阶段是新世纪以降。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变得多元与精专，并展现出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合流的趋势。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一个从最初简单的批判，介绍到后来慢慢与中国本土经验结合并以之反思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也即是从批判性的介绍到“为我所用”的消化吸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热”转“冷”，但由“浅”入“深”。从最初作为西方社会思潮引入国内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的一部分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部分，到最后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融合，成为城市马克思主义，消费资本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以及生命政治哲学，空间哲学转向等重要思想来源。
（一）70年代末和80年代：呼唤人性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起初是作为一种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变种被批判地引介到国内的，经过徐崇温先生的奠基性工作之后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直到90年代之后才被正式承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分子，并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进而成为思考当代世界与中国现实问题的批判方法。
改革开放初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发挥了呼唤人性，弘扬人道主义，反思异化的作用，是启蒙和解放思想的重要刺激素。“异化批判”在当时还是一种学术“禁忌”，该思潮受到思想界主流的批评，因此，不少学者就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既爱又怕”或“爱恨交织”的纠结心理。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这一理论的需要程度。“文化大革命”的阴霾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全民族生存的虚无与荒诞。一方面，旧的价值观念开始松动；另一方面，新的价值观念还未形成。在国民心理处于茫然无措，“等待戈多”之际，中国人民迎来了来自世界的多元价值观的剧烈冲击，使当时积压的虚无与荒诞感爆发出来。这无疑为西方各种非理西方社会性主义乘虚而入提供了现实的温床。在“解放思想”的号召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主动接触思潮，尤其是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思潮，存在主义自然是洛阳纸贵，风行一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