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刘怀玉、王赛：改革开放新时期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术界的理论旅行——以萨特为例(4)

柳鸣九，罗大冈，施康强，冯汉津等学者是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最早引介者。对萨特及其存在主义的关注与研究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学术界做了铺垫。在80年代初，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流派成为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研究是在国外学者马克·波斯特和佩里·安德森的著作的决定性影响下进行的。学者们既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所流露出的人文关怀与异化批判所吸引，又把它视为理论怪胎——这是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污染”。该时期研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主要有徐崇温，李青宜和陈学明等，专门研究萨特的学者有杜小真，万俊人，黄颂杰，吴晓明和高湘泽等。徐崇温先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做了奠基性的贡献，他在1982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198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中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表示了同情的理解和恰当的批判；
黄颂杰等合著《萨特其人及其“人学”》（1986）和杜小真《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1988）综合考察了萨特的生平和思想轨迹；高湘泽最早专门研究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他于80年代中期引介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并着重研究被萨特称为“批判的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及其所体现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万俊人《萨特伦理思想研究》（1988）是国内研究萨特伦理学思想的早期成果。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研究的学者还不多，即使有研究，也多是专注于文本解读和概念分析，站在既定的，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对之进行批判。
（二）90年代：主体性转向与异化批判
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社会，道德滑坡，人情冷漠等现代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在此情况下，异化问题已经无法再强行压制，然而，又不便于公开批判现实，所以，就以理论方式走向了对传统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与批判，对人的主体性的弥补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向度的关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由于国内学界对“青年马克思”的再发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变得流行并且逐渐学科化，确立了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种范式。学界开始将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人本主义的劲旅加以学术化、专业化研究。我们看到，中国的改革发展现实土壤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乎时宜的生存环境，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努力成为中国学术界反思现实、建构现代性理论以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化的重要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