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13)

杜甫更愿意苦携家人随政治与权力的某个中心而驱动，这除了他的理想与某些天性外，还应与他不置田产有些关系。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最后一句“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自注：“余（杜甫自谓）田园在东京”，知他在家乡似是有田产的。其祖其父都曾为官，一点儿没有田产是说不过去的。有田产而去傍依官家，这应是他的天性与理想了。《旧唐书·文苑》有杜甫传，言其天性“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父野老相狎，荡无拘检”这段文字虽不见得百之百真实，但大体应是可信的。其间可见，杜甫不太可能成为陶渊明样清心寡欲于田亩的田舍翁的。“恃恩放恣”可见其对官家与权力是很感兴趣的。“荡无拘检”，这哪里是守得住荒第土舍，素琴村酒来度华年的。从这段记载还可知，他在成都是没有田产，只是在房舍周围种了些树荆与竹茅。
倒是他已人峡，到夔州了，反而买了四十亩果园，又租借了一些公田。“老夫自汲涧”；“细雨荷锄立”起来了。但终于守不住田亩，弃之而东去。
东坡在各个流落处广置有田产。陶渊明在家乡亦小有田产。有田产便能不依官吃饭，所以东坡、陶渊明与杜甫相较，苏、陶对官方就较优游，从容。而杜甫一俟严武逝去，高适早卒就大感失依，千重异土烟水，万叠故乡云山在眼前冉冉升起，心荒神歧，便常有“恒饥稚子色凄凉”的感觉了。
（十二）
杜甫终其一生，都把成都作为异土看，这除了他家乡观念强，在成都没有田产外，更重要的是他潜意识中根本没认为务农可实现其理想，可致君尧舜上。他认为只有官场才是前程与！理想实现之地。所以他与陶渊明一样，家乡纵有田业，他却不愿意回归。当然陶渊明返回家乡田园，也不见得认为田园就可以实现其理想。但至少觉得比官场伸头乱碰要好得多。杜甫却觉得官场伸头碰着感觉好些。说得好是杜甫能伸能屈，是真正的大丈夫；往不好处说，杜甫比陶渊明脸皮要粗厚得多！
杜诗“倾人聊进身”，已有苟且人生的意味了，所以要说杜甫全为理想在官场混，也还不是。
从早年杜诗看，杜甫本来一生是想在官名与诗名上双双猎胜的，可现实社会与他的禀赋偏偏要把他投出官场之外，只准许他在诗歌上猎取名声，名声还只能是身后与历史上的，当时还不能暴得。这就是我在前面《东坡怎样突围》一文中指出的“优异者必被抛出现象”的作用。
（十三）
东坡居于陶、杜之间。他不能象陶渊明样留居于乡间的田业；他也不像杜甫一样，每到一处无田产而只依附于官家。这样，东坡比陶、杜两者都要活动些，可立于官场邀利禄，也可退归田园而泊然自守，进退均可知人事尽天命。东坡一生的认识中，既有沉迷于宦海的贪惑；也有逃离政治那鬼影闪动，妖风乱惑的解悟。东坡就是离开了政治中心，向四方八面的人去信函，时时都说“闭门食淡”了，可心仍悬系于政治之上，仍在静静中搏搏热跳不停，暗中深窥天下大政与方向。从心里说来，他东坡一生最贪的就是“闲”，却又离了官场心中最不是滋味。他一心最盼的是名，可到了能扬名的官场，般般心事却只能去夜里——惯剪残灯读痛史！最后，他还是利用了“佛”，与社会与政治都拉开了距离，又都保持了关系。好长一段时间，他虽是政治的在场者，却又不是积极的参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