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16)

（十九）
东坡名满天下，却从不想为天下师；他崇拜者蜂起，却从不想捍卫什么圣业道统。他从来认为人的自由就是道统；正义的禀性就是圣业，能说得让人愉快就可以为天下师首。他把个玩笑逗乐，从早作到晚，又从暮操到明。醉了，被避在门外，恍恍惚惚中，还有心思数门里人睡在床板上鼻鼾的个数。他从来拒绝为人写传作墓，除非皇上的刀把手硬提着他头，非要他作不可。他就是要从无作中得到彻底解脱。
外物外人为他用，宦途为他用，酒妓歌女为他用，野老渔为他用，甚至被罪辜，入死狱，狱中那悠闲的时日，无人扰动的宽空也为他在恐惧中姑且一用，他用，用得自己从无耿耿内疚，外人也难有愤愤不平，他总能用得恰到好处，从不越过为济己而损人损物的最大分寸！他是天地间最透脱彻底的“享乐实用主义者”。他的享乐实用中，有时可把历史之链或古今时空斩断，不管是他把因果看成片片的整体时空，还是看成无任何系联的小点，他安排遣发自己作祸生灾的一生，正如支道林《咏怀》诗中所说的他这类人：“涉老咍双玄，披庄玩太初。咏发清风集，触思皆恬愉。”他仿佛时时处处都能率心而行，自作神闲宇宙的“欢悦教主”。他在这种精神态中。看来似乎万事难为，他却也无所不能。万事难为者，这种独我的精神态与世抵捂，害己误身；无所不能者，两宋的文化人，独以他处于人天界接的最高处。
（廿）
杜甫与东坡最大的不同是，杜甫必须要打叠起精神来为生存与社会周旋，与官场拉近。同时，还要苦苦地赘扛着那面被时代的冽冽寒风撕破了的理想之大纛。而东坡则不必为嚼饭著衣的基本生存更多地去奉社会迎官场。东坡的理想是人们风调雨顺，我则风调雨顺；大家都风调雨顺，自己也好落个空闲，私讨点儿精神愉快。杜甫的理想是一大家风调雨顺，愉快还不行，还必须要我能有力量，致君尧舜，治民风淳。平头百姓哪来这种力量？当然只有当官当高官。所以句句首首杜诗后面，都藏着一颗为养民育仁而当官的私心。杜公力小而要求太高，永远都不可能办到。至于说当官当大官，《旧唐书·文苑》传说他性情“荡无拘检”，这种人必被抛投出，还成天乱想汤圆儿开水喝！乱想当什么，官！但必然是这种“情性中人“，才可能把诗写得好。官场，上下级大多是主人与狗的关系。所以杜甫在官场哪能升得上去。
杜甫一生都在做着一场白日梦！可怜呵！东坡虽也力小，却把自己在官场中修养成了一副平常与自然心肠，虽自己不信佛禅，自然却与佛禅异曲同工，同如来藏缘起论一般，时时只在自己的天地里，就可自我作佛梦周公。东坡的理想总在支手可及的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