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19)

陶渊明的“耕乐”，与任何人都大不同。他要得到的人生是：文化人的那份儿深透加农人渔樵的简单。在这份儿深简的气性中与大自然合为一气，成为污浊社会最清闲的旁观者、鉴赏者与批判者。但他要得到这么“大”的福份儿，可必须要自己付出重大的代价。他不是靠白居易与欧阳修的官位；不靠杜甫样的外人施舍；也不是靠李白、曹植样的仙幻之感，他只是用常人非常容易办到与简单的办法，但却没有几个文化人与官员心甘情愿地敢这样去做——轻轻松松地解组抛官逃世，傍花偎林入圃操田，共白发农夫击壤，入苍髯渔人鸣榔。他必须自食其力，以力养身子，养文化，养人性中与天地合为一的那一团“真”气，此虽是做一个人最纯净的“乐”，最标准的“乐”，最能乐的“乐”，最让人珍惜的“乐”，可古往今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古往今来的大英雄，又有几个是愿效仿，愿意来这么干的呢？
愿往这条路上走的呢？这必须以木石般顽冷之心。高树百不忍中的必忍之心幡，开辟一条狭窄的生命中最宽泛与宽容之路！这可是一条通向心灵的刀树血海泪河的人生之途呵！中国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大话、好话、标榜话无不说得头头是道；说得三十气粗四十气壮的，可到实地里别说认真做到了自己战胜自己，为文化自己圆满自己，又有多少人是真正做到了——一辈子最后休闲下来的回忆中，知道自己在这上天赐与的绝大自由的精神态的一生中，没有因妄费了这日精月华的肉身，而畅夺得更多的胜捷之感呢？
陶渊明的“耕乐”是艰苦的，但却是最聪明的。其聪明甚至超过了与他有差不多的自由，却由外人供给他衣食的李白。李白还得为生存中的必要去迎奉衣他食他者而痛苦，可人们读陶渊明诗中，他迎奉过谁？
陶渊明为捍卫自己最大的精神自由，而被劳作链锁了终生，一链方除，一链旋起。这就是人类生存平衡中的苦中之苦。这两链到底哪一链更苦，这得看他的“自我”对这两者的选择与磨合中，对哪方更少些忍受力，对哪一方更多些间隔与距离。大凡只要是人类，就没有彻底解放，就是皇帝与释迦佛爷，他们也觉得比我常人还更多些链子锁住他们的身心。要不然，释迦佛爷就不会写出如此伟大的《金刚经》。
（廿四）
东坡的中后期与白居易相较，他才真有点儿隐于吏的意味儿。他的“吏隐”虽没有白居易“吏隐”那么多的种种好处，他是靠朋友与当地父母官慕他——一位贬吏的大名声而浪得好处。白氏的吏隐在大市，在显朝，在大官大宦的热闹场中，他是从冷淡处往热闹处钻，虽同样无当官的烦杂，却少不去尘世的秽染。东坡的吏隐更多的在村邑，在垌野，在农夫渔樵可来可往的自我欢乐圈内，他是被人从热闹处往冷僻处抛投！同样无当官的烦杂，却更多的能有尘俗的反思。东坡隐于吏，身为罪臣，天下人甚至东坡本人对身为罪臣，谁也是不愿意的事，东坡以罪为隐，他纵不是罪臣时的几处刺史任上，也是因怕惹罪上身，而躲罪求外放，故也是以躲罪为隐。白氏隐于吏，好处占尽，坏处去完，天下岂有一人不愿畅行之的道理？白氏以福为隐，但百氏深知惜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