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22)

他们不仅从大自然中得到了天上的安慰与爱恋，还从那里得到了永永无私的过情之助，惠他们以天工人巧的灵气，赐他们以断纨零素的诗篇。屈原与李白蹈江捉月而去，不就是返身投入高尚朋友的怀抱，重新又去寻觅那天地最隐秘的弦外之音、象外之旨吗？
（廿九）
东坡对政治能闲适，却也能热情与执着。看他口口反王安石，但一当司马光上台执政，他又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尤是免役法。由于他政治上的“二真”——天真与认真，被时下误称为“蜀党”，这简直是一种天大的冤枉！从他留下来的诗文看，不仅和外人，就是与其舍弟苏子由也不曾结得党。他这种无依阿，无党附，只听命于自己理智与良心的政治热情，使他，也决定他不能如陶渊明的真隐未出，李白的拂袖云关且去也！
（三十）
东坡早中年诗，虽笔区云谲波诡，却大量用典。纵观历史上之诗人，炉锤典章，能用典多且巧者，应数东坡造极登峰，少有与争光鬻采者。大凡他用典最多之诗，却并未受历史之青眼，被人们记住。而被记住者往往是他诗之清新俊逸者。当然，诗界及内行深懂这巧妙用典故中虑周藻密的艰辛，故也把这种味同嚼蜡的诗作了好诗看，故本文前面所引袁宏道才会说“苏公诗无一不佳者”！这是刻厉深峭于技术平面的话。东坡诗繁用典故，早早哄退了历史上那些思接千载的大学问家、名儒险士们，让他们在自己读书量与博闻强识面前，全都望风而俯首称臣。大学问家陆游不敢注东坡诗就是证明。其实，东坡大量用典的诗，绝大地伤了其诗的才性。这些诗没一首可在历史中频传于人口，是其证。
东坡诗明显地分为两种，一是对越天真，清新俊逸者；二是功重行深，翱翔典故者。那么东坡之诗才也分为截然的两翼：一是随口吐好句之华才，此有近于李白；二是深密用典之轶才，矜式群英，志尽文畅，此才在中国历史上，殊少及者。其才华来自凭情慧照之灵性，其用典之轶才来自负气解会之理智。
杜诗喜用正典，织辞于正史经传，此与杜氏致君之心合一。苏诗好用偏典，镂心野集外编，此与苏氏游戏之心同归
（三十一）
白居易早年应该是一位以文致古风，心守纯儒为抱负的，其诗句“惟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可证。并也是大有一番理想的。但这敢作敢为的理想是以他仕途与社会天真，乌纱轻微无负担等因素促成的。你看他官微职贱时，则多有《新乐府》、《秦中吟》等讽诗之作。其急急抛售这些诗，一方面可为民说几句话，以期实现自己理想；第二方面，也可用讽练的形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是其心态的流露，其关键是“愿得天子知”。据元和十五年（820年）任命白居易为“知制诰”的勑诏说“（白氏）元和初对诏称旨，翱翔翰林，蔼然直声，留在人口，朕尝视其词赋甚喜”。可见白氏元和初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