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41)

艺术品被艺术家自己早已发生过的活动，已先行设定为无法推辞的精神承担者。故欣赏者必然以艺术家的真实历史行为去比照艺术品所展示的描述精神，而给出一个确切的真伪度量来。白居易晚年说自己“一醉为富”，其实他不需醉也真富。有此作背景，白《醉吟先生传》就大失在一个“假”字，陶《传》大成在一个“真”字。
白《传》文字量大，行文也甚费气力，但其文字中所容涵的精神量却反而浅浮简少；陶《传》文精少而言不经意，所容涵的精神量反而巨大深琢。白《传》如烹鲜鱼，水多一口，鱼淡一分；陶《传》如酿醇酒，水少一分，酒酽一成。白《传》细说详述自己闲雅风流，却字字、句句、处处见其浮俗、凡猥、庸忙；陶《传》虚说自己谋生无方，多有不能，连用九个“不”字，却字字句句见得出一颗辞官场，别利所，畅露其那天地入斜晖的大自然之心。如此一位持形立气于一樽风月边之穷愁书生，怎能不结心千古？不传意于万祀呢？
（六十八）
王维是诗中悟禅；李白是侠中逢仙；杜甫是官边探仁；屈原是怒中取志；白居易是闲里偷情；东坡是宦中求隐；陶潜是田里寻乐；曹植是劫外得梦；欧阳修是儒中养性。
（六十九）
陶渊明绝不是只懂“智如禹汤，不如常耕”的重农一派的读书人。他只是依农之俭省来保证其最大的人生与精神自由^笔者父亲黄栋云先生看了我这条文字时感慨地说：“我一生绝不是为节俭而节俭，我是要通过节俭来获得我最大的自由保证。”父亲说出了笔者几十年的心里话，故记录于此。
（七十）
在李白与屈原自然生活状态中，宗教常能对他们的精神世界起一种最彻底的开蔽作用。只有在这种无遮蔽状态中，自然精神与其自我精神才能彻底的从他精神外貌的假像与荫影中站了出来。李白就是俗，也俗得个高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句，历代众家均以为庸俗与贪富念贵。此乃李白得天地间之大天真也。其坦白天真如此，世间能得几人？而白居易、王维、欧阳修、曹植等只是信仰宗教，这种“信仰”的过程，便不能对自己的那种天然的自然态作最彻底的开蔽。故他们的作品读来，始终感到其语言与他们心中最放肆的自然精神有些隔离感。白居易虽以宗教为信仰，其实用主义的价值观使他对道佛两教的许多内涵，并不能全信。白氏的伟大诗篇《长恨歌》的后一半，虽然非常好，可若把白居易一生所有诗文了解后，再返回来观想此一半，似就觉得此一半中，明皇与贵妃飞仙幻神的描写，微与白居易的信仰有些出入了，微有生，硬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