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43)

”此诗看似高逸，但钟惺在《唐诗归》中评这诗中的“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两句说：“感慨寄托，尽此十字，蕴藉不觉。深味之，知右丞非一意清寂，无心用世之人。”又如其《谒王睿上人》、《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都是非常平慵之作。
王维诗非屈原、曹植、李白、东坡狂豪一路。但其诗高藏、精严、绵邃，清妙中的佳好，也不大让于杜甫与陶渊明。唯其历史上被人捧为“与造化相表里”，又觉稍是过辞。
（七十六）
李白的诗常为我们创造一个虚设的意象世界。但他却能那么信以为真的把自己完全沉溺在这虚假的“真”中。他这种沉溺，完全是一种真率完善的道德与感情自呈。历代论李白诗者，多论及他的狂放嗜酒，很少言及他的德性，其超人的真率就是他优越于人处，难道还需要其它更多的材料去加以累赘的说明吗？李白一生的为人虽有许多许多的缺损与违戾不足，但仅就是其一个“真”字，他的德性在中国历史上就已是古今无匹的了。
（七十七）
伟大的艺术品应是一种能永恒启发人们新的经验的强烈再生性产品。它能不断地自我更新，向外展示出更新更完美的经验。这九位诗人的所有伟大作品都属于这种情况。但是，有没有不属于这种情况的东西夹在他们的作品中呢？我认为杜甫诗中的《三吏》，《三别》，就是杜诗中这类艺术性较差的作品。白居易的《新乐府》及《秦中吟》也是他诗中这类艺术性较差的作品。在艺术品中，政治与艺术性是一对仇伤孽怼的冤家，有你没有我，有我没有你，从来势不两立。在世界文化史上，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过艺术非常伟大的全政治性作品。还有，杜氏、白氏的这类为民呼吁的作品，全是站在事件外的隔雾看花，不关自己痛痒。我们且看蒲松龄的一首《居民》，写康熙四十二年的先水后旱的大灾，“时千钱斗皮，道殪相望，榆皮净尽，髡及重杨。”其诗云：“春夏无苗百里赧，忍将枵腹望秋成。
籴来糠核炊榆屑，又买阎浮一日生。”蒲松龄与民同命，此诗的力量就过杜氏、白氏诗了。他是站在诗的感受内里来作诗的。我们前面说到白居易后期少有为民呼叫之作品，并非就是说白氏前期的这类为民呼叫作品就一定水平高，只是其精神可佳！这是读者应该区分的。
欧阳修的作品虽较平淡，却也有一种能永恒启发人们新经验的伟大艺术性。但这种伟大的艺术性不寓于他的单篇作品中，而表现在他整体作品所闪现的整体人格力量与精神中。也就是说，伟大的人格力量与其行为，同样是一种艺术后面能永恒启示人们新的人格及行为经验的艺术标志，它也能在后人的精神中不断地更新自己，使之在艺术中代代产生出完美的经验。如秋瑾《对酒》一诗：“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若此诗出于一般人，只能算中上等诗。但换成人格重千秋的秋瑾女士，此诗字字读来让你魂摇魄荡，绝不让于李清照那首“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千古名句。这就是人格及其行为贯入艺术品中所产生的永恒启示与新经验的证明。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文化艺术的“背景人格照耀”。故我奉劝那些一生人品低劣、却成日指望想出伟大作品的人些，你们不仅因人品一辈子写不出精品来，因精品是血与泪的凝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