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44)

就是写出了一点稍象样的作品，也一定会被你们的人格湮没，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文化艺术的“背景人格湮没”！
（七十八）
曹植从小就建节拜侯封王，巨富大贵。但细读其诗文，却， 能如波回野渡，梦逐飞烟，依其平生方寸之心，一一轻款道来。从不以富贵为心智牵累，不以王爵为中性傲恃。《三国志》本传说他“性简易，不治威仪”。即是其诗心随自然任萧散，简魂素魄，放心纵逸的底蕴。说到文化与艺术后面的底蕴，使人想起《旧唐书·王维传》所云：“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必有如此修养、心境，方能出如此诗文。这使我想到当今一些文化人，其事业上，生活上的什么好处都要占尽，什么闹热都要奏齐，利海名场处处有他跳，说到文章之事，也篇篇要逞强卖豪。其文章命定不能好，不能高，不能妙，不能传于后世。他便打的主意是又多又快，以数量压倒一切。或干脆抓权在手，卑劣心机，谋来各种头衔、奖牌、职务，以为就可以充大学问家、大文化人，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大明星了！
这些人也把个文化与历史规律思想得太方便太天真了，我只能诚实地告诉他们三个字：不可能！并是集我们观察几十年之经验，我不得不告诉他一件事：招牌越多的学术人水平越孬！要想成为出经入典的文化人，只能是那些心识内摄于灵境，神魂外鹜于八极，唯剩心识共他同在的素心人。混耳乱目的虚名浮利，只是垃圾文化与伪科学最伟大的造作者与基础！
（七十九）
文化史上有一个理论应当纠正。古人都说“诗穷而后工”，如纳兰性德《填词》一诗云：“往往欢娱工，不如忧患作”。归庄《吴余常诗稿序》也说：“士虽才，必小不幸而身处厄穷，大不幸而际危乱之世，然后其诗乃工也。”其实，古人只观察到了两种浮动的现象，把两种浮像系联到一起了。这个问题的真象应该是，一个人有逆俗违世之天性，就必遭忧患，应该是此逆俗违世之天性能工诗文也！我们选的这九人中，屈原、曹植、陶潜、李白、杜甫、苏东坡都是这样。王维、白居易、欧阳修也都是有些逆俗违世之天性的，只不过王氏、白氏把它很好地作了些躲藏。而欧氏把它贯注于儒家的忠勤之中，被北宋最圣明的君主宋仁宗量大的接受了。故后面这三人的人生要平坦得多。当然，后三人的逆俗违世的天性本就没有前六人那么强烈。
（八十）
曹植不仅才大意豪，其精神境界居富贵中如游龙戏天，灵异飞翥，开合奇逸。其下视尘世如俯地迷雾，可入可出，腾驾由己；白居易从俗界机巧钻入大富大贵，怎经得住玉困香娇，怎经得住金飞银荡的种种官家气熏沐淘染，精神一变为“藏本真”态，成为躲进高贵的一只小心谨意的小爬虫，诗文就处处躲开本心，心逞性密，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有时自己也不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焉能打得脱贫贱与高贵海中的那些真佛假佛，真真假假佛的世俗羁绊。其精神境界如风中游鸟，在富贵天中弋翔。可只吃亏了他那身有的俗气，高天可上，可阆苑界却不能入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