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42)

因为从他诗文看来，他内心世界基本上是一个“唯物质主义”者。如这一段出在李白、屈原或曹植手笔下，便更会多有些水乳合融，云霞一气之感。
（七十一）
欧阳修的诗常常有小意思却无深刻的精神指向；李白的诗大有精神指向，却无更多的意义。李白的诗使我们想起了康德的那句名言：艺术就是没有所指的意义的。
（七十二）
欧阳修的诗，失就失在精神境界过于泛泛而宽容；李白的诗得就得在过于独断无忌畏。李白此得，在常人那里，就应该是其大失了。伟大的艺术家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该是无所回避的精神独断者。
（七十三）
东坡与陶渊明是用自然主义来达到类似李白与屈原自然态中的“宗教精神开蔽”的，这是一种类似宗教境界中的自性顿现与觉知实相。这是自我精神与自然精神的高度合一。王维是用禅来达到这种境界的。我认为，在人类自我精神的感照观想中，凡是“宗教情怀与省悟”能达到的深度，“自然情怀与省悟”也同样能达到。只不过“宗教情怀与省悟”与“自然情怀与省悟”各自有自己不同的手段与方向。
但东坡与陶渊明都不是最彻底的自然主义者。尤其是纵心无悔的东坡，他又让种种贪欲绕身，对他那伟大的精神态作了种种遮蔽。所以其伟大作品大都出在其精神态最无遮蔽时期。故其伟大的才华在遮蔽时段中，受到了很多损害。伟大艺术精神的这种遮蔽与开蔽，古人已能从智慧的直觉中感受到，如清代赵翼《瓯北全集》中有《书怀》一首：“既要作好官，又要作好诗，势必难两遂，去官攻文词。僮仆怨其癖，亲友笑其痴。”
（七十四）
陶渊明的目的与人生指向，从其为人看得出来，似应远远高雅于当年的苏东坡。本来陶渊明彻底回归大自然，应该比东坡更多一些“自然主义”的精神游弋。但我们细观陶渊明一生，其在深深的自然主义状态中，常常菊性介烈的回忆起年青时的“目的指向”，而懊悔辗转不已。此与大乘佛法中的“无明”、“取著”非常相近。《涅槃经》卷十七云： “取著名为凡夫。一切凡夫取于色乃至著识，以著色故，则生贪心，生贪心则为色系缚，乃至为识之所系缚。以系缚故，则不得免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从陶渊明的种种懊悔辗转看，其精神态的开蔽，并没有超过居官而日以戏玩为务的东坡。
（七十五）
王维诗文中的自然主义精神与禅意也够多，故他的诗能够天人合一，化为一气。前面我们已论述了，自然主义与禅意是并不矛盾的两种精神世界。一为平凡处的最高精神境界，一为宗教处的最高精神境界。王维的精神境界是到了最高，但其气性与心态中万事过于慎谨，又遮蔽了他那高卓的才情节概。王维高卓精神中的凡猥慎谨——主要表现在他一生能从些微次官，一直爬到极高位的尚书右丞，他一生的这种精神过程，哪里才是他自己所说的“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他一生都在毫无气馁地干着高名大利。只不过把这心思从外露处移到了内心里，多用佛事加以深深的掩埋。在当代便有“高人王维”的称呼。所以，在王维的精神及气性中，有其高蹈绝卓的精神主流，也有凡猥面的遮掩，如其《送别》诗： “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