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56)

这九人，直到老年仍在“努力做。”尤其是在诗文上（屈原除外），他们打定的主意是：既然拼其一生也解决不了人生的闷套头，我们再在诗文，在语言功夫与境界上，一步一步地再做一次次的努力，推之入上乘，去达到年丰力强时所没达到过的更高更妙，后人更难攀仰的文化上的紫宫阆苑仙境。推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人人方才知止，不可能再有什么功可成了。
这九人的晚年与生命最后时刻的种种努力中，首推杜甫的努力要成功一些。这九人中，只有他的诗，到老年更上了一层，这可能是“诗穷而后工”的作用，杜甫到晚年更穷了。白居易的诗到晚年也与壮年有所不同，但并不是提高，而是改变了所记述的方向。李白的诗到晚年便大大退色，因为他的诗从来都是用狂豪支持的，老年不再能有狂豪的心力了。
语言与人的认识向极限的推进，是一种类似加速器工作原理的事物，越向极限推进越困难。语言表达与人的认识是一种有着不可超越的有限度的“束缚工具”，它是工具，是束缚者，又是被束缚者，语言在一个文学家手中不可能无限度的发展下去。哪怕你是最伟大的语言大师。晚年的托尔斯泰《每日必读·前言》，据他自己的日记说，就修改过一百零五次。这是托尔斯泰晚年还想无限地逼进极限的一次尝试，但他也是失败了，至今，没有任何人说这是一篇可以超过他早年三大名著的文章。
如果晚年改变思想与生活方式，也是可以战胜衰颓，写作将有所提高的。杜甫晚年由于生活寄于萍浪之中，从而惹动了他思想境界的大转变，变得垂老惶惶不可终日。社会把杜甫移入了更深刻的人生观察之中去。而白居易反被社会从中年的打击，移入了晚年的大富贵，移入了更浮浅的人生观察中去。故杜、白二人晚年的诗与人生，其方向是互为逆动的。其成就也就一升一降了。不管白氏晚年动多大的努力来写诗，其大多是重复运动与枉自了。但若杜甫没有晚年那些离开成都后的峡中及湖湘之诗，其诗歌的成就也就不敢说比白居易高到哪里去了。
托尔斯泰晚年在直觉中应是感到了我们所说到的这种语言逼向极限的问题的。所以，他的出走，人们与研究家们只看成一种道德与人生信仰的危机。其实除此外，托尔斯泰也是想在文化与事业上对自己作最后一次不满中的拯救，他那如烈火般燃烧的晚年精神，确实不甘心自己眼睁睁地就在那富贵的蒸馏水中泡灭泡死！所以，拯救自己的文化精神，这也应该是他晚年出走的另一种驱动力。
（百二十二）
这九位伟人在一生中观机捉兴，当然非常在意一生能有出怎样的诗来，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更重视的是用怎样的生活态度与生活精神去把握——能决定自己诗品高下的生活与人生。虽然这漫长与充满变数的生活不能全由他们自己去把握，可他们却尽自己认识与道德所能地竭力去做，去体认。如在前面我们已有所贬议的白居易，就对挚友元稹走宦官门路而升高官不予赞同，这就已见出二人的人品高下，虽当时“元白”并称，元还排前。且当时朝中大有“元才子”之称，其实二人诗中所灌入的各人精神的品味与位格，在人们心中与历史上的留痕，就自然见其高下分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