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9)

如杜甫最有盛名的《秋兴八首》里面，就用了十多处的仙幻之事。看白居易的两首名作，一是大有仙幻感的《长恨歌》，一是一板一眼去写现实的《琵琶行》，两者的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各自那种写法的顶峰，可《长恨歌》在人们心目中就是要高于《琵琶行》，应该说，其仙幻感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当然还有其它因素）。
也就是说，用笔杆子创造诗的时代，必须要有一大批文化人能够安安静静的坐下来，才能在一个庞大的氛围中创造出好诗出来。而唐以前的这种文化集团的发展，大大受制于物质生产，中国经济与物质生产情况只有发展到了唐宋，才有可能提供一种庞大的物质基础，才可能供养得起那么一大批文化人。而又正是在唐宋时，中国社会的“仙化精神倾向”又还没有大规模的退出社会生活。故中国历史上有神精神与物质运动中的这种“剪刀差”（恕我们借用经济学中一个稍稍近似的术语），这时达到了最高水平的平衡。所以，这时应该是中国文化史上用笔头子写作诗歌的顶峰。
唐以后，虽然物质生产更发达，可发达的物质生产又使人类社会更加理性化，更加世俗化，更加物质化。整个社会“仙幻精神倾向”便天天见衰见颓。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宋元理学的崛起。程朱理学应该是以理性认识人类自己，对“仙幻精神倾向”中的不可把握因素是加以排斥的。故应该说，唐以后文化人与文化官员的人数因开科所取士子人数递增，应是逐代有所增加的，文化事业应该更加发达。当然我们也可以见到，唐以后更加发达了的是世俗文化事业。而以仙幻精神倾向的“灵感”为创作基础的诗歌，却没有因文化集团的扩大有任何的帮助，反而有所减抑。历史越往后走，诗的创作就随人们与社会的意识变化而逐渐趋向写实。这时我们的社会把诗歌传统中从《诗经》、《楚辞》以来人与自己已“神灵感觉”的交流，完全变成了人与人，人与物质，物质与物质的交流。变成了人在现实逼仄生活中的生命挣扎与搅弄生作。
这种过于世俗化的诗歌，就是作者聪明得像天王老子，也是写不出好诗来的。，这时大多数的诗词，就变成了陈词滥调的再组合。所以胡适对这种江河的日下，在他的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中就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若唯以人的才调论之，难道明清两代五百多年间，就真的连唐代的二流诗人如杜牧，如李商隐，如刘禹锡，如李贺，如韦应物，如元稹这样的才子都没有吗？有！有为什么又在诗的创作上不如他们呢？应该是我们说的这个道理：以神灵之感为基础的古诗的形式，不太适合过于物质主义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