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逸：诗人的平衡——屈曹陶李杜王白欧阳苏高下论(10)

应该说，宋诗中很多内容都是唐诗所没能写过的。但一个时代诗歌水平的高低，是指整体精神境界与水平，而并非指具体的哪件事物的状写。宋人在精神境界的崇伟高岸方面不能过唐人，看来诗就大打折扣，就成问题了，便只有另寻出路，改变工具与方式，这便是宋词。宋词是在语言更自由的形式中朝精神境界的俚俗化、尘世化的反方向去寻找生路。这就对路子了！这就像破岸防的江水，不破南岸必破北岸！元曲与宋词相比，两者是差不多的文学工具与载体，但元曲更向前面走了一步。元曲更是以大俗来成就大雅。关汉卿的《不伏老》；睢景臣的《高祖还乡》；乔吉的《风情》、 《杂情》；张可久的《牵挂》都应该是这方面高水平的代表作。而明清小说的出现，又是更世俗化的东西，我们从这种种具有各时代代表性的文学创造手段的排列中，又可以反推而见出社会依次世俗化的过程。
也就是说，并非唐代就真的把诗写完了，而应该是人类为自己创造的最有利于诗歌产生的人文环境、理念、感觉不复存在了，故诗从顶峰也就陡下了。鲁迅先生浅矣！
（八）
袁宏道说“工部能实”，也说对了很多。杜甫先生穷薄书生的只影中，始终都有这个“实”字结伴着他。他的精神状态是儒者，身职是卿台末座、文案胥吏。一生要为过高的理想奋斗，也要为最低的生存挣扎；要为眼下的不平呼叫，也要为往古留下玄想……我们从他在长安所成的几个赋可以看出，他这人没有古代赋者的那种造作玄虚，弘大恢奇的本领。也比不上他同时的李白在合度合理中的信口雌黄。其与陶渊明的《闲情赋》都属同种实话实说的类型，水平慵常。
工部在“实”中动得礼节，感有懿美，叹多孤寄，在实中偷镂着驶向理想王国的玲珑精美之舟，落于理想中处处又在务虚。古人说“梦了为觉”，可工部先生一生都眼睁睁地做着一场永无休日的白日虚梦，似永远都在清醒白醒中艰苦而心甘情愿地支持岁月，而不能觉悟。身世、才能、前程、理想，似都让他饱带着圣贤之闷去万方摧割，去实中不能再实地伴他孤厉贞方的梦虚的一生。
工部虽才奇艺美，记闻浩博，可他一生的精神过程，却是过多的景命不遂的暗伤，临低噎塞的痛陨；过多的人世与历史的前因后果的观照；过多地把那高古得不切实地的理想投入到蹈利争进的官场与人类社会中去。他在积极进取的政治感觉中过多过高的追求尧舜善业；天下纷乱中，他却逆向地过多地沉醉在天下将趋向太平的慕义为仁的结果中去，以至为了希望，过于错误地把地方行政长官与某些个人人的小恩小惠，提升到了可以取代古圣人大同精神的境地……总之，他至老仍怀抱着的种种天真与幼稚，无不被时代掀起的次次令人骇心夺气的孽海浊浪，一一推回。这怎能不让工部先生在盲目乐观之余独泪偶影？末路孤危呢？最后只落得“烽举新酣战，啼重旧血痕”；“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的种种可叹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