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希特：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年代(6)

在细述布莱希特放纵的一面之后，克诺普夫突然扳回叙述的轨道：
“布莱希特的目的绝非玩弄女性；这些有所‘结果’的性生活绝不能推断布氏只在乎性满足。布莱希特并非阿多尼斯般的美少年，但几经证实，他深得多名女性钟爱，那么他一定是一名很好的情人。”
但是，《昏暗时代》最吸引我的人物关系并不是布莱希特与女性之间的情感故事，而是对布氏与同时代作家文人之间友谊和矛盾的书写。其中与托马斯•曼之间的论战可说是波澜起伏，余音不歇。
托马斯•曼比布莱希特大23岁，对于布曼之争，1922年的柏林日报甚至用了《旧人与新人》这样刺眼的标题来展现这场代际冲突。这也是两大文艺阵营的对峙。无论在政治上、文学上、还是美学观念上，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都大相径庭：一个是大市民阶级的代表，一个则是中产阶级的“背叛者”；一个对所有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刻意保持距离，另一个则是对社会问题极度敏感的先锋派；一个极其珍视艺术家的“灵魂性”，在孤独的写字台上完成他的小说，另一个则热情拥抱电影、电台、剧院，唱片等新时代媒介，让自己全然融入时代里、人群中，依靠团体完成他的创新戏剧。在生活方式和个人形象上，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也有云泥之别：曼言行谨慎，衣着优雅，生活节制，连抽雪茄的数量和时间都有精确计算；布莱希特穿戴随意，胡子拉碴，还嗜烟如命。
克诺普夫试图复原当年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之间口诛笔伐的情景。他深谙如何让一流人物之间的论战，像一束光穿透《昏暗时代》，给读者制造兴奋的眩晕。因而他不满足于仅用一个章节来展现论战的激烈和长久，还动用了相当多的人物来充当证人，比如托马斯•曼的儿子克劳斯•曼，还有文学评论家威廉•伊曼努尔•聚斯金德（德国小说家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父亲）。从1920年掀起第一轮辩论，到1926年了矛盾到达高潮，之后这条线索在《昏暗时代》的时光长河里若隐若现，穿过1930年代阴霾密布的欧洲，穿越大西洋，直抵1940年代初阳光灿烂的美国加州。布莱希特和托马斯•曼虽同在流亡作家阵营，又都在加州安家落户，却没能缔结患难之情，最终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
年轻的布莱希特具有强烈的攻击性。1920年，他率先挑起争端，称托马斯•曼所代表的市民文学“有的只是美丽的话语，此外都是空洞之物，因为它没有与时俱进。”曼反击布莱希特的戏剧“充斥着刻意的讨巧，用表现主义的特点展现下等人的无赖”。1926年，布莱希特写道：“我遴选出曼，因为在那些虚伪、自负、无用书籍的布尔乔亚制造者中，他是最成功的类型。”曼则给布莱希特贴上了布尔什维主义作家的标签，布尔什维主义在他看来是“仇视灵魂和情感的”。托马斯•曼具有老一辈人的骄傲与保守，衬托了新生代布莱希特的尖刻和不留情面：“我反对印刷曼的书籍……我坦然承认，为了阻止某些书籍的出版，我简直愿意牺牲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