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从中国禅到当代禅修：东亚禅宗的历史形成与思想建构(5)

在此之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个发展趋势，它反映在《高僧传》和《续高僧传》里，就是用道家或玄学语言来描述禅、禅定和禅思想，这样的变化透露出人们对神通观点的改变，而这样的改变或许与东晋时的玄学、隋唐的义理研究有关。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逍遥幽寂、玄机高妙等道家或玄学语言，来形容禅或禅境，禅僧似乎亦成为得道之真人，修禅与炼气、安神、守一等同语。用玄学语言来描绘禅定/境，成为东晋及南北朝时禅学由 “术”至 “道”发展的一大特色。
有关于“初期禅”
本次工作坊提交论文也对“初期禅”进行了讨论。禅僧“想象的共同体”之系谱意识里，菩提达摩被公认为禅宗的东土初祖和西天二十八祖，这位“西来”梵僧是禅宗“以心传心”的媒介，被视为将印度佛教精神传播到中国的媒介。然而，历史文献里的菩提达摩记载非常模糊，带有许多传说的性质。如果从积极意义审视历史的缺口，可以认为其重要性与模糊性这两面搭建了虚构而极具延展的空间。面对这个禅宗史领域内基础性议题，蒋海怒（浙江理工大学，《菩提达摩的四种人生：唐代禅宗史里的想象力之案例分析》）在细致考察国际学界菩提达摩百年研究史基础上，该文以“想象菩提达摩”为视角，勾勒出唐代僧团创造出的四种达摩形象：“游化僧”、大量禅文献的“作者”、东土和印度的“祖师”，以及作为解脱依据的“心灵”。这篇论文力求去证明，“想象菩提达摩”如何以差异的方式推动着唐代禅思想和禅宗历史的发展，这不仅意味着禅史里“想象”的“思想性”，而且更进一步揭明了思想史本身的“想象性”。
该文指出，当道宣在《续高僧传》里为菩提达摩作传的时候，他其实面对着一系列从史源学角度看成问题的材料，包括《洛阳伽蓝记》的文学化笔记和《二入四行论》这样的“回忆史”作品。并从撰写目的和文本性质上看，“高僧传”之类的文本撰写目的主要不是为了给出人物的忠实记录，而是要根据“高僧”而非“名僧”这一“宗教范式”，提供某种“理想化僧人的概念”，《续高僧传》也面对着“如何塑造菩提达摩”的问题。道宣对菩提达摩的传叙隐藏着将“禅与律”、“禅与天台”、“达摩与僧稠”进行“对峙化”的书写策略；而当初唐以后禅的僧团感到“经典文本”和“思想资源”无法满足自身修行的时候，他们开始创作出许多托名菩提达摩的文本，这些数量众多的文本群筑构了某种向壁虚造的“达摩禅”。这种仅存在于“纸面”的“达摩禅”，确实丰富了唐代禅思想的内涵，或者说塑造出许多禅思想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