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告白(2)

爱情的光芒太刺眼，足以让两个人的本色特征隐藏，也足以让很多差异和分歧遁形。比如，玛丽琳是个要强的女孩，想追求“与众不同”，所以她才会爱上学校里唯一一个东方人詹姆斯；而詹姆斯是偷渡华人劳工的后代，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成为“大家”，无法从肤色和头发上做到，就要从语言、行为和思维上做到，所以，他才会接受白人女孩儿玛丽琳的爱。
在一种类似微醺般的爱情体验中，他们跟所有进入婚姻之前的青年男女一样，顾不得种族、出身、价值观、性格、行为习惯等等几乎每一个都足以构成日后家庭生活障碍的差异。当然，他们还来不及深想这一切的时候，第一个孩子内斯已经向他们发出了催促。
多年之后，玛丽琳的母亲去世，因为这段婚姻和母亲十几年不联系的玛丽琳去整理遗物，“愤怒于母亲一生的渺小”时，才猛然醒悟，因为婚姻和孩子，自己也一再放弃原来的梦想。她痛苦地发现，事实上，她正在走母亲走过的路，正在变成“母亲”那样渺小的人。母亲在她婚礼前对她喊的：“这样不对！”“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此时也像擂在她耳边的鼓，让她不顾一切地想要“推翻”自己的选择。玛丽琳失踪了……
不知道是否有人统计过，有关家庭的文学作品，有多少故事是以“逃离女人”想要重寻“自我”开始的。这些“逃离女人”的“自我”有很多表征：爱情、梦想，甚至情欲和离开家庭这个行动本身等等。这早已远远超出了“幸福”和“不幸”的层面，变成了一种性别本身、或者人性本身的东西，一种被老福楼拜称之为“包法利夫人和爱玛的角色分裂”的东西，一种被擅长写女人的诺贝尔奖作家门罗称之为“隐秘的激情”的东西。它总是不动声色地潜伏在琐碎的家庭生活之中，等待着一个仿佛是命中注定的神秘导火索，点燃“逃离”的焰火。
然而，“逃离”所造成的“妻子”形状的黑洞远远不如“母亲”形状的黑洞更幽深。某种程度上，对孩子的态度变成了衡量“逃离女人”道德水准的尺度：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比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更为令人心疼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安娜在追求“自我”的同时，从未丧失“母性”；而包法利夫人则被激情所带来的“幸福”那种“虚伪的诗”蒙住眼睛，“母性”尽失。
当然，之所以这样类比，并不是说玛丽琳这个角色已经典型到足以与安娜和爱玛比肩——如果全书的核心是她，或许也有可能——她身上所凝聚的作者塑造角色的创造力与两座文学高山还有一定的距离，只是说，作家通过这一个现代女性玛丽琳，触摸到了一种超越历史时空的有关女性的本质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