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空运：“生死创新，你的第二道题怎么做？”(5)

杜鲁门：“我们最擅长的，就是把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而这理由，听来竟如此“奇葩”。但想来，在最复杂和最困难的局面下，不论杜鲁门，还是克莱，还是我们的企业家，所责无旁贷“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决策吗？为了长远战略，为了初心价值观，在底线可控下，敢于冒险与创新，本就是卓越的最高决策者，需要和必须去具备的。
做决策，包括的无外乎是“谋”与“断”。但真正必须由决策者担当的，只有“断”。“断”，看似最简单——智囊可以包罗万象海阔天空穷尽一切地“谋”，“断”就是一句“Yes”或“NO”。但“断”也是最艰难的，更是最重要的。因为，“断”的背后，不只是判断，更是带着责任冒着风险去判断，并承担一切。
因此，杜鲁门这句反常的“简单了”，恰恰是最“不简单”的。
更令人唏嘘的，是其背后所彰显的组织能力自信。这份自信不只是一种对过去客观认知，更是进而上升到了对未来的信念，和超时空的信仰。诚如最近华为在面临西方重压时，任正非那句：“除了胜利，我们别无选择！”
由是，整个组织的“全部机器”就此开动。
特纳：“最快的方案是什么”之后……
决策，必须匹配执行；决策的正确，必须仰赖执行的创新。
而执行的过程，才是更残酷的。
空运开始时，美英法三国确定的运输目标是每天750吨。且不说这与西柏林的需求相差甚远，即便是这个及格目标，克莱将军当时所能调动的运输能力，也是达不到的。
事在人为。只有找对人，不可能才能变成可能，伟大才会变成现实。
杜鲁门这时想起来一个人。那就是威廉·特纳中将。对，就是那个在中国抗战期间奇迹般组织起同样“不可能”的“驼峰航线”，飞越喜马拉雅雪山，为中国军民运输抗战物资的传奇人物。美国人决定由他来辅助克莱将军，完成这个全新的“不可能的任务”。

特纳将军用真正的创新精神，在欧亚大陆的两端分别创造了驼峰航线和柏林空运两大民生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