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保有制，土地产权下放的开端，等级权利衰落(5)

但与此同时，它在世俗领域的应用却日益广泛。因为普通法上只有处分土地产权的各项规范，但对土地收益权的处分却没有任何规定，这就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空间和便利：处分土地收益权既不会受到领主干涉，也不需要像处分地产权那样走繁琐的法律程序，还不必拘泥于法律中现有的地产权处分方式。而且，即便土地遭到没收或抵押，被单独处分的土地收益也不受影响。无疑，用益制为自由保有人规避附属性封建义务大开方便之门。尽管这给许多领主带来了损失，但是，由于国王以外所有领主也都是他人的附庸。这使得用益制对他们利大于弊，这种技术手段的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起来。用益制的推广与发展，推动了法律的变革，而法律变革又反过来促进用益制的进一步发展。由于用益制不受法律的规范，给人们带来了诸多便利和好处；但基于同样的原因，一旦在创设土地用益过程中出了问题，当事人也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与救济。
早期用益制案件由于强烈的宗教背景，主要归教会法庭管辖。之后随着宗教用益的衰落，15世纪衡平法院开始接手这类案件。在英国传统当中，国王是正义之源，因而无法从普通法上求得保护的人，可以请求国王主持公道。衡平法院的诞生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其代表是大法官法院。在大法官法院中，大法官基于良心的原则，代替国王为当事人主持公道，提供衡平救济，即“严格遵守法律的一种例外，即在特定的情况下，要求机械地遵守某一法律规定反而导致不合理、不公正的结果，因而就必须使用另一种合理的、公正的标准”。国王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曾试图将用益制纳入到普通法的管辖范围内，但遭到失败。因而在14世纪末，他便开始将这类案件交由大法官法院处理。随着大量有关土地用益的案例积累，到15世纪初，大法官法院很快建立起一套规范用益制的规则，而土地收益权变成一种与法定地产权不同的衡平地产权。
之后，随着大法官法院对这类案例处理得越来越多，处理方式越来越规范化，终于为普通法接管用益制提供了足够的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