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尼罗河上的惨案”不再惊艳(4)

她的人设灵感来自路过她宅邸的一车比利时难民，当时一战结束不久，流亡到英国的比利时难民非常常见，从巴士下来的人群里有位身高只有一米六的小个子，步入异乡衣服却一尘不染，看起来高傲又偏执。父系家族来自邻国的苏切特认为，波洛与自己的共性便在于同为“异乡人”。
这或许能解释波洛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倨傲和怪癖，“外来者”要赢得认同总会更加与众不同。阿加莎对波洛成为侦探前的经历着墨甚少，而他有些言行连创造者都觉得过分，比如他总能在被质疑的关键时刻说出：“我一定是正确的，因为我从来没错过。”

为了演出波洛的个性，苏切特参照原著写了93条备注，包括“讨厌被误认成法国人”、“晚上出门一定戴帽子”、“坐下前会擦干净椅子”等等细节，他在剧中总穿着漆皮鞋、用小碎步走路，也是来自原著的描述。由于成功捕捉了波洛性格中的“可爱与怪异”，苏切特去比利时会直接被粉丝以角色名称呼，那里是侦探的故乡，某个名为“埃勒泽勒”的小镇档案馆里还保存着波洛的出生证明。
苏切特演完了每一篇波洛小说，当最后一桩案件播出时，《纽约时报》头版刊出报道称，“波洛死了”。

“女王”永远只有一位

苏切特对波洛的探案方式有过总结：“他像一个心理学家。”这几乎也概括了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最大特色：不以猎奇谋杀或现场寻证吸引读者，侦探往往在不断的问询对话里发现罪犯漏洞，读者会感受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设置谜题，将所有对话、证据列出，复杂的线索渐渐完全展开，谜底揭晓时与读者进行公平的脑力对决，这种写作风格后来在日本发展为体系严密的“本格派”、“新本格”，其源头则来自一战到二战期间欧美侦探小说的黄金年代。
西方侦探小说诞生于19世纪中叶，在社会分化加剧的背景下，旧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需要私家侦探来保护财产及隐私，而以英国为代表的国家所实施的教育改革，让广大下层民众开始成为小说读者。这种通俗文学题材经过爱伦·坡、威尔基·柯林斯等作家的开拓，到阿瑟·柯南·道尔迎来了第一波高峰。早期的侦探小说在情节结构上还比较简单，流行的也多为中短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