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15)

这应是康熙时期长子县城乡约宣讲情形，设有两个乡约所，知县率师生僚属宣讲圣谕，约正约副赏善罚恶。记载清代乡约之后，又追述明代乡约制度:“遵教堂，在青仁、重泓等里，明万历六年里人周正等建，今废。”下面有一段注释性文字:
按:乡约有所，制应如公廨。本县在城素无建置，故择宽绰庙寺可以容众会讲者，为约之所。其在乡者，遵教堂即旧乡约所也。周正何人，克创斯堂。知县霍鹏扁曰:遵教。富哉言乎!后万历三十年，知县崔尔进复修之。时霍公已升任大同巡抚，崔属解粮典史谢准请于公，为之记。今其堂虽废，而读其遗文，前后三十年间，两公教劝之勤，百姓率从之笃，真所谓风行草偃，犹历历可想见其盛，旧志略焉，非矣。今考求得之，谨录其记于艺文，而述其大概于此。
可见长子县在明万历六年(1578)、三十年两任知县都推行过乡约，不过县城都无专门建筑，只是借用庙寺，而在乡村由地方人士设立过乡约所。接着，讲述康熙时期推行宣讲的情况:
康熙四十一年，抚院噶公檄行各州县，责令教职官员，选用诸生中声音宏亮、仪度端庄者，率领遍诣穷乡僻壤，讲解圣谕，以广教化。教谕霍燝因为条议八款，申详于经术中，亦睹经济，殊见实行。奉职饬令司道酌议，具覆通行，阖省遵依。
文中的“噶公”，即满洲人噶礼，康熙三十八年(1699)授山西巡抚，康熙三十九年噶礼奏称:地方应行之事，唯以宣传皇帝恩德为念，到任后，即令谨行刊印上谕十六款，共将一百九十四万余张颁发各户，以令谨遵施行;又将上谕释文八千四百余套，颁给右司官员，令老少之民务于每月初一、十五日宣讲①。康熙四十一年则是进一步推行，从教谕霍燝条议八款看，长子县也是实力奉行。因此，我们判断，噶礼担任山西巡抚期间力行宣讲圣谕十六条，长子县贯彻落实。
山西巡抚噶礼力行乡约宣讲圣谕后，山西的乡约相当普及。乾隆三年，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奏称:“晋省村庄，无分大小，俱设有乡约。”②据此，则乡约普及山西乡村社会。我们再根据地方志的记载，了解一下清代山西乡约的状况。
方志资料表明，乡约主要分布在山西中南部，汾州府临县乡约所在康熙年间“普及三十所”③，乾隆三十五年刻《介休县志》记载:“乡约所，设于各乡寺院，凡九十处。”④平阳府，康熙四十九年编纂的《永和县志》就记载该县:“乡约所在城一，在乡六。”⑤乾隆《赵城县志》记载岁时节日迎春、十月朝都有乡约与僧道、阴阳官、渠长等进行仪式的内容⑥。蒲州雍正《猗氏县志》记载:“乡约所，各关厢里社俱以宽敞庙宇为之。”①辽州，雍正十一年刊《辽州志》说当地有“十一里，七十余约，一约至少二十牌，一牌至少十家”②。榆社县“在四城门内择宽敞庙宇为讲约所”③。平定州。光绪五年修《寿阳县志》说，将申明厅改为乡约所④。山西北部也有乡约的记载，如朔平府。光绪七年续修《左云县志》记载:“讲约所，在县治西关关帝庙。”⑤上述地方志记载表明，乡约所一般设立在寺院庙宇当中，像介休县、辽州乡约所有几十所，数量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