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18)

但在地方志和其他文献中，几乎没有保甲的记载。泽州的保甲似乎是在里甲的框架或者说在里甲的名义下执行的。④
我想除了杜正贞所说的原因，晚明保甲在乡约名义下执行也是重要原因，我们已经论述了高平县万历时期的事例，颇有影响的吕坤《乡甲约》也是乡约与保甲合一的。近来我研究顺康雍时期的保甲问题，撰有未刊稿《清顺康时期保甲制的推行》一文，无论是实录、政书还是奏折罕见顺康时期山西推行保甲的记载，检索雍正
《山西通志》，“名宦”部分发现记载了地方官推行保甲的三个事例:
赵吉士，字天羽，休宁人，杭州府学生，顺治八年举乡试，康熙七年铨知交城县事，交城居万山中，岩磴参错，畜马绝有力，又饶灌木，时民间畜马有禁，上官废南堡村木厂，许河市卖，由是利为文水商民所夺，交人重困，往往去为盗。吉士首阅武郭南，令下士卒有序，会年饥录饿者七十人，完廨舎垣墙，使家人与处。询群盗出没所在，多得其实，乃申明墉保甲团练之法，躬诣河北，都行荒政。(卷八八)
汪宗鲁，江南怀宁人。康熙六年以进士知沁州，有清操，薪水悉自给，民有讼以木为皂，率令自拘到案，立剖之，役人皆拱手无所事事，由是修城隍，饰庙学，严保甲，劝农桑，惩游惰。(卷九七)
崔鸣鷟，内邱人，康熙八年以进士知河津县，首革现役杂派诸弊，均水利，正经界，严保甲，抑豪强，修学建桥，以次毕举，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扰，民爱之。(卷一○○)
以上三人都是康熙初期任官山西的，在山西省中南部的太原府交城县、沁州、绛州河津县推行保甲。雍正时期力行保甲，我撰有另一未刊稿《雍正朝保甲制度的普及》，依据的资料是奏折，也没有看到山西的保甲记载。不过偶尔发现了乾隆时期山西保甲的记载，乾隆二年(1737)四月初六日，山西按察使元展成奏报吏治民俗谈到惩治窃贼之事，认为:“杜窃之法诚莫善于严保甲。然户口必无遗编，保甲才有实效。”①乾隆三年(1738)八月二十六日，山西按察使萨哈谅为整饬民风上奏，针对晋省人民轻生，“设立劝惩之法，责成保甲、乡长，凡有里民口角细故，务必力为劝解，一年之中，若保甲内并无自尽命案，州县官将保甲、乡长奖赏旌异;若保甲内有互相争角不行和解以致轻生者，保甲、乡长治以在旁不行劝阻之罪，使同乡共井之人个相儆惕，挽回薄俗”②。这些资料透露出山西当地还是有保甲的。
因此，确有可能山西乡约、里甲承担着保甲的职能，或许与明代后期山西出于局势需要推行团练法有关，使得里甲、乡约兼顾了防御、靖盗、治安的职责。但是也不排除保甲的存在，只是并不显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