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西碑刻里的乡约(7)

值得注意的是乡约与宗族的关系。我在研究明代宗族与乡约关系问题时，提出了明代宗族乡约化的观点②，后来发现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也有宗族因乡约而组织化的事例。据《洪洞县志》记载，明万历元年(1573)知县熊镃立团练法的同时，也推行了乡约:
又城乡各立约所，约正副二，约赞二，约讲三，约直、约书、约巡、约警各
一。至期会集约所，首宣圣谕，鼓动良心;次宣往善者作劝，恶者作戒;终举时善者、恶者书名于册，以警之。警不悛，众斥之。不则呈县惩之。一时人心警悟，骎骎向善，风教振兴，刊刻成书，颁布城乡。③
熊镃推行的乡约有约所和专职人员，宣讲圣谕，劝善戒恶，要求约众互相监督，并得到县级官府的保证，惩处不听从乡约者。洪洞人晋朝臣还具体记载了实行乡约的情况:熊镃于政暇对邑之士大夫与耆老说:“尔乡之教曷若尊乡约之典乎……士大夫耆老举欣欣然而喜。”①于是推行乡约。当地的“士大夫耆老”与地方官在推行乡约问题上有良好的互动，晋朝臣自己就积极配合知县移风易俗。万历四十年生员商宠等在有关晋朝臣入名宦祠的呈稿中说:“因洪俗奢靡，白之县主熊公，严禁华丽，即令各处乡约劝谕，朔望缴报，风俗顿为移易。”②“各处乡约劝谕，朔望缴报”，说明乡约普遍建立，朔望宣讲，推行教化，并向官府报告实行的情况。晋朝臣所在的宗族也受到了乡约的深刻影响，晋朝臣、晋应槐在万历年间建祠祭祖，在乡里进行移风易俗活动，晋应槐制定家训祠规，晋承宠制订《齐家议规范》完善族规，祖孙三代的宗族建设是以官府推行乡约为背景的。
晋朝臣的《祠堂宗范》将宣讲圣谕的乡约制度引入宗族制度建设，使宗族组织化;晋承宠《齐家议规范》受到乡约模式的影响。洪洞晋氏的宗族组织化，也可以说是宗族乡约化③。洪洞的另一个大族韩氏就推行了乡约，如韩氏第十一世二支有韩炫，号奉台，冠带乡约;三支有韩熛，号鼎宙，冠带乡约④，或许也可以说该族有宗族乡约化的现象。
明代山西碑刻中，出现了“族约”，即受乡约影响的族规⑤。平阳府安邑人刘仁庵(1385—1571)，出生盐商家庭，他七应乡试不第，不过诸侄多有科名，在嘉靖、隆庆之际，“为族约，岁时修奠宗祖，因而合族乡人多准之”(《资料选》，第150页)。从行文看，其“族约”属于族规一类组织宗族的规范，应当受到了乡约的影响，或者说即是宗族乡约化的产物，还影响到乡人以该“族约”为准的仿效行为。此外，平阳府垣曲县致仕知县文竹窠，于万历初年“立族约，召族中语以睦族保身之义，及守约燕会之节，至今族无错履之咎者”⑥，属于同一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