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新动向｜小说的艺术并不存在危机(10)

西方为施害者、伊斯兰为受害者的文明格局并没有因为“二战”后西方殖民体系的崩溃而终结，阮炜在《鲁西迪事件与“文明的冲突”》如是写道，“西方与伊斯兰两个文明间的冲突是结构性的，不会因一个文明内某些国家的衰落或兴起而自动消弭。老殖民者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中心，其先前扮演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又被新兴西方大国美国接了过来。在英国、法国和以色列为一方，埃及为另一方的一九五六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貌似站在刚刚独立的埃及一边斡旋调解、从中渔利，但在随后半个世纪的阿以冲突中，却一以贯之地偏袒以色列，且出于石油利益对不同中东国家实行分化、拉拢和打压的国家政策，再加上西方主导的不合理世界秩序使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经济长期以来得不到充分发展，大量穆斯林陷入贫穷，故而伊斯兰世界积聚了几百年的受挫感不仅未能缓解，反而更为严重了。
这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伊朗爆发反西方的伊斯兰革命，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一个又一个反西方的激进组织（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阿富汗的塔利班、黎巴嫩的真主党、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等），发生一次又一次针对西方人和以色列的恐怖活动的深层原因，也是《撒旦诗篇》激起伊斯兰国家和全世界穆斯林强烈反应的深层原因。”
但鲁西迪事件最重要的面向或许还是鲁西迪本人，他的宗教观念，他对历史与生命的穿透。在《约瑟夫·安东》中，他如是做了宣告，“这个公然宣称自己不信神的人，却一直在写信仰的问题。信仰虽然离他而去，但这个主题却不断地刺激着他的想象。宗教（无论是印度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的结构和隐喻塑造了他的非宗教头脑，而这些宗教所关注的那些伟大的存在问题——我们从何而来？既然我们在这里，那我们该如何生活？——也是他的问题，尽管他得出的结论无需得到任何神圣的权威的赞同，或者得到任何世俗的僧侣阶层的认可和阐释。”在昭告天下之后，鲁西迪再次回到了他熟悉的移民故事、自我叙事之中。在鲁西迪的想象力，选择不信仰就是选择思想而不是教条，相信我们的人性而不是危险的神。这就是鲁西迪的胆量以及他的命运。自我既是这个故事的源头，又是它的旅程。
值得庆幸的是，鲁西迪最终幸存了下来。不仅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里，鲁西迪有了四段婚姻，以及难以数清的爱情故事，他穿梭在时尚名流的世界之中，俨然没有法特瓦。
（作者注：《再为小说一辩》多采用林晓筱译本，刊于《上海文化》；《想象中的家园》《约瑟夫·安东》多采用流畅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