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辉：大叔、浪子、作家和10秒的感伤(4)

” “内外熏陶”之下，马家辉12岁就开始坐上赌桌，一下课便打扑克牌，经常跑去麦当劳里赌钱；走到纹身店门口时，也曾有过冲动想进去搞条过肩龙。
修顿球场是那时候的湾仔中心，白天少年们在这里踢球，晚上古惑仔在这里聚会。马家辉整天流连于此，他并不善于运动，只是期盼能与大佬邂逅，加入某个社团。但事实是，从来没有人拉拢过他，又瘦又小的个头实在无法让人相信他能冲锋陷阵打打杀杀。
“我是一个孤独的小孩。”谈起成长的经历，马家辉这样说到。好友梁文道其实早就看透了他的孤独是骨子里的：“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觉得他应该是很外向很长袖善舞的一个人。不，其实他不是。我所知道的马家辉极其内向善感而纤细，他最适合做的事是躲在房里读书写作，或者坐在幽黑的电影院里一个人对着银幕默默流泪。”马家辉对此也许不会愿意认同，他有他自己的解释：“因为我长得太帅了，女生都跑过来我这边撩我，别的男同学怎么办，多不爽对不对。”
不过可以确信的是，正是这份童年的孤独推着他，走上了文化人的路：“当你是一个孤独的小孩，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看书、思考，再来写作就很自然了嘛。”
欠湾仔一个故事
马家辉的父亲是在报社上班的，还当过《东方日报》总编辑，但并非金庸那样的文人办报，充其量只算“报匠”，写的大多是马经、杂文和艳情小说。马家辉从十九岁开始也在报纸上写起专栏，最初只是客串，每周用笔名发两三个乱七八糟的小方块。从台大毕业后，他靠着写专栏赚来的钱去了美国，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读了社会学的硕士和博士。
“比较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理想比较对外。我希望追求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公义的社会——当然还没到救国救民，听起来很肉麻，可是这个是我花了六年时间去读博士的理由。读完之后才明白根本没有这种社会，我也没有能力去追求这种社会。”于是，师从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大师莱特的他，在博士论文中用“博弈论”对香港立法会进行了一番雄心勃勃的分析，随后便毕业回台，做了一家地理杂志的旅行记者。
1997年，马家辉回香港做了《明报》的副总编辑，兜兜转转，最终他还是承了父亲的“业”。但他比父亲做得成功：从香港到内地、从报纸到杂志都有他的笔墨，其文字刊载过的地方比其真正到过的地方还多，有时候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现代梁启超；他创办了《明报》的“世纪”人文副刊，邀请名家助阵，古今中外，针砭时事，一改香港报纸的副刊格局；1998年凤凰卫视开播《锵锵三人行》，作为常驻嘉宾的他又逐渐被更多人熟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