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真谈洋泾浜、上海白话文化与华语电影的起源(15)

比武后，双方结为姐妹。《女侠白玫瑰》（1929）中，女扮男装的白素瑛误闯了爱慕自己的两个女弟子的闺房，错置的性别身份为三个女性暧昧性的集合创造了可能性。这些场景或许体现了一种对于女性主义乌托邦的渴求——在亲缘关系和以生育为目的的父权中心家庭之外形成一种互助互爱的关系。

《红侠》：芸姑大战强盗

《荒江女侠》剧照
国民党在三十年代为建立新秩序，向民众灌输自己的政党意识形态和现代价值，推行反迷信运动，严打武侠神怪片。五四作家如茅盾在他的《封建的小市民文艺》中将“武侠狂”斥为“封建势力”为转移人们注意力所调制的“一碗迷魂汤”，同时他也指出，侠客形象凸显了现实政治的无能，对国民党统治造成了威胁。诚然，武侠电影是通过廉价娱乐和奇幻显影实现的大规模空想，体现了对社会政治环境失望的大众，为治疗残酷现实造成的创伤而产生的集体欲望。但是，左右两个阵营都回避了武侠神怪片中表现出的白话现代主义。一种新的社会生理感官机制正在影院内外崛起，银幕上的神奇力量得到了观众身体动觉能量的积极回应，制造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体验，这超越了左右的全部政治想象。在这一模糊了前现代风俗和现代渴望、通俗趣味和先锋实践的乌托邦民间文化里，电影将江湖空间里的寺庙移植到了都市中心，把电影院转化成了一座充满自由力量和乌托邦向往的现代神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