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林：我为什么研究马可·波罗(6)

慕阿德和伯希和，是汉学圈子的，他们关心的是中国历史的问题；贝内代托属于文献学圈子，他关注的是欧洲文献的整理与校勘问题。他们的关注点完全不一样，研究理念不一样，互相之间也有些瞧不上。比如汉学家，他们最关心的就是“马可·波罗来没来过中国”、《马可·波罗行纪》的史料价值这类问题；但是贝内代托这种文献学家，他就像研究《红楼梦》一样，首先是把这个文本弄清楚——它是谁写的？下一个本子是谁抄的？抄的时候有没有改？这个本子从哪个本子来的？把这些本子的流传关系理清楚，再看看这个本子里反映出来什么历史，反映出来作者什么思想。
我2012年开始专注做马可·波罗研究，想彻底地梳理一下马可·波罗研究史。当时我们对汉学界、蒙元史学界的研究已经很熟悉了。但我就很好奇，除了贝内代托，意大利没人研究马可·波罗了吗？故乡的学者把马可·波罗忘了吗？我一点点地搜集资料，发现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马可·波罗行纪》的每个语种的版本都有人整理或者正在整理。我也惊讶地发现，英语学界跟我们国内一样，对这些信息几乎一无所知。所以说，说不同语言的学术界之间有一些隔阂，甚至壁垒。
贝内代托用意大利语写作，偶尔用法语。而当时马可·波罗研究的话语权在汉学家手中，贝内代托的贡献完全被忽视了。后来我跟意大利文献学界取得联系，发现他们跟中国学术界有些类似，有自己的学术体系，很少跟外界交流。意大利文献学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播范围非常有限。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即使在欧美，直接利用意大利文献学成果的，大概也只有德国图宾根大学的汉学家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傅汉思教授是说德语的瑞士人，语言能力过人。他201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熟练运用东西方多语言文献，在国际上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北大党宝海老师、周思成博士与我已经合作翻译了这本书，相信不久之后就会出版。我也受到了傅汉思教授这本书的启发，在我的新书《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
文本与礼俗》（中西书局2018年）的参考文献中尽可能多地著录了世界各地各语言的相关著述信息，以便未来学者利用。
我最近几年的工作之一，实际上就是要冲破壁垒、跨越隔阂。2000年，杨志玖先生在南开召集开过一次大会，也是把国内、国外的学者都召集过来。但当年由于条件所限，基本上没有跟意大利文献学界建立什么关系，互相几乎不了解。2015年，我们与扬州博物馆合作在扬州召集了一个会，第一次把世界上专门做马可·波罗研究的学者聚齐了，尤其是把德国、意大利、法国的学者都找来了，最后出了本论文集——《马可·波罗 扬州 丝绸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我们马可·波罗研究项目还在北大出版社的一个以书代刊的杂志《国际汉学研究通讯》上发表了一些论文、综述、书评，到现在出了十几期，每期大约有三四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