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林：我为什么研究马可·波罗(7)

《马可·波罗与元代中国：文本与礼俗》
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也在不断进步。比我们先行一步引入意大利文献学成果的，是日本学者高田英树。高田英树专攻意大利文学，2013年将《马可·波罗行纪》的三种主要文本译为日语，逐个章节列在一起对照。这正是贝内代托的理念。贝内代托认为，现存的所有本子都能追溯到一个最古老的本子，那就是马可·波罗《寰宇记》最早的本子。然而这个本子丢了，只有后来的那些本子传下来了，他认为通过这些本子可以还原出最古老的版本。但是根据近20年意大利学者的最新研究，这种理念其实过于理想化了。而《马可·波罗行纪》源头并非只有一个，有的可能是稿本，有的是修订增补本；而后来的本子在流传过程中相互影响，情况就更复杂了。就像生物学上的现象一样，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会出现杂交，再产生另外一种。研究文献是很细的工作，一字一句地读懂它，再去比较。意大利学者，从贝内代托到现在，将近一百年里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贝内代托的理念是基于一些“典型”校勘案例提出。但理论上说，只有整理了所有本子，才能真正提出流传谱系。所以经过近百年积累，文献学界对文本的理解又有很大进步。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于《马可·波罗行纪》的文献整理也能做出重要贡献。因为它的内容是关于13世纪历史的，我们能从历史角度提出校勘，帮助文献学家判定文本写形正讹。2018年10月，我和马可·波罗项目的几位成员去意大利米兰、威尼斯、帕多瓦等地参加与马可·波罗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在会议间隙特意让意大利学者带着我们去各图书馆看抄本。我们应该是目验《马可·波罗行纪》抄本原件的第一批中国历史学者。现在我们越来越关注，文本是怎么形成的，谁来写的，以及它是因什么目的写成的。这就决定了这些抄本会不会有改写，它有什么目的性，等等。知道这些，我们才能跨越隔阂，将文献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根据文本来重建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