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波兰祖母华罗琛(3)

《恋爱与义务》的默片版拷贝曾失踪半个世纪，后被台湾电影资料馆从南美的乌拉圭偶然找到。继而在上海(2014)和北京(2016)举办的国际电影节放映了。我在电影院里发现几位年轻观众，居然能接受这么一部时长两个半小时的默片，而且还看哭了，显然是被其主题的永恒性所打动。
祖母还写有一本评论中国社会现实的杂文选集，也得到很大关注，即1926年出版的《心文》(祖父翻译，文言体)，署名露存。1998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以白话文重译了《心文》，附在其所出版的美国著名行政法学专家古德诺(Goodnow，1859～1939)所著《解析中国》里，以显示另一位西方人的视角。文中，她赞美天津南开学校：“外人常言，华人独办之事业，若无外人助之，则十之九不能成就，或成就而糜费甚大。然观于南开，则此言殊不可信。”她又痛心一些生活优裕的妇女对子女的失职：“对于小儿未受完善之抚育耳，其咎谁属？属于为母者。号称巨室世家之太太奶奶，十之八九，以麻雀为日课，维日不足，继之以夜，甚或通宵达旦。如之何能夙兴以监视其儿童照料其儿童乎？”书中多为针砭时弊。
《心文》的序言是朱胡彬夏女士写的，其中说到祖母：“视吾国如其母国，其关心于吾民之痛痒，与忧世愤俗之慨，殊不亚于吾人。其对于吾国政教风俗人情心理之观念与议论，则以其幼年在另一环境所受之影响，反较吾人为公允透彻。”朱胡彬夏是当年的女权运动先驱和著名报人，1931年不幸病逝。而在胡寄尘为《她与他》所做的序言中，也对祖母有类似评价：“女士爱其第二祖国之热心，不减于吾侪之爱吾第一祖国。伊以另一眼光，批评吾国社会，以及文艺等，有为吾国人所不能见到者，其名贵可知；况乎一文一字，又皆出于爱国之诚哉。女士尝曰：‘吾之著述：非欲以才炫世，实欲以义献于世。’吾等之读其文，当若何自勉庶几不负其盛意也。”
与此同时，祖母在法国当地期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以正面介绍中国为主，以弥补西方对中国认知的不足或纠正偏差。如1931年在《电影周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影戏进步情形》，1932年在《希腊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女士》，后者描述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妇女地位的变化。
祖母也不仅写作，还是热衷于行动的社会活动家。早在1912年，刚到中国不久，她就组建了一个小社团，成员为一些在中国生活的西方妇女和嫁给西方人的中国妇女，聚会时沟通家庭教育等问题，或举办演奏会和舞会。该社团还进行各种慈善事业，如募捐赞助孤儿院和黄包车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