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2)

众多学者开始围绕物、技术、身体、场所等议题展开了广泛的理论探讨与经验考察。物质性，似乎也成为新千年关照社会学界的一个新的理论图谱。
传播研究的考察自然也离不开“物”的介入：无论是传播活动发生所凭借的“媒介/技术”，还是其行动得以展开的“场所/设施”无一不是依靠特定的物质性载体。派克(Packer)和威利(Wiley)强调，传播分析历来有着“话语性”与“物质性”的二分：一方面，我们的研究持续关注于传播的话语性维度，充斥着“符号与象征，信息与意义……逻格斯的修辞策略，情感表达”，在此种视域下，传播被理解为一种携带意义、传递符号、产生反馈的中立通道；但另一方面，传播活动所依据的“基础设施、空间、技术、身体逐渐成为焦点”，而传播活动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物质性进程(a material process)，无论它是物理意义上的，还是机械性或者数字性的”⑤。实际上，将传播活动从符号性转向物质性，所带来的是一种认识论上的偏移：即将物围绕着人“旋转”的理论预设(话语性)悬置，不仅去考察人是如何能动地使用物，也去考察物是如何能动地“利用”人。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传播学的物质性转向也恰恰呼应了现阶段人文研究的“新物质主义实在论”(new material realism)⑥传统的出现。
那么，“物质性”的所指究竟是什么?它又会为传播研究带来哪些新的启发?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选取城市这一横切面来考察正在兴起的传播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是如何可能的。依据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t)原则，并不存在一个稳固的、可以被指称的外部现实，现实总是展开于当下社会性的建构活动之中⑦。本文并不将城市空间理解为某种稳固的、可定义的、可认知的、预先给定的(pre-given)实体，诚如拉图尔所言：“城市的各部分以及它们所嵌入的不同整体并没有被预先决定”⑧。与伯格与卢克曼关注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建构不同的是，本文将“物质性”的维度注入社会建构传统，从而讨论物是如何“能动地”参与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成之中——而这恰恰构成了理解城市传播研究物质性维度的核心议题。
一、城市的“物质”建构
理解“物”或“物质性”的第一步显然是如何清晰地界定这一概念。经验性地来看，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一不被物所包围：我们通过“物”(地铁、公交、私家车)完成工作-生活的出行，我们使用“物”(手机、电脑、电子设备)实现与朋友、伙伴的联系，“物”(建筑、公园、广场)为我们提供了城市生活的场所，“物”(住宅、围墙、门窗)也为我们标识出私人-公共空间的区隔。诚如拉图尔所言，当我们提及“物质世界”(material world)之时总是表示出与“人类/社会世界”(human/social world)相反的含义：即一方是科技、工具、建筑、自然物的世界；另一方是情感、观念、符号、意义和意识形态的世界⑨。尽管我们可以从经验上将“物”放在“人”的对立面来看，但是这在理论层面仍然存在着抽象上的难度。有学者指出，不同的学者在讨论物的时候经常出现术语的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