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也是城市中的行动者吗？(4)

知识社会学的出发点在于人类意图性在社会建构活动之中的核心定位(即伯格、卢克曼所言的“主观现实的客观化”过程)，对象被理解为意图性得以实现所借助的工具；而物质性这一概念恰恰表明的是它“不能被化约为人类意图性的对象特质”(14)。换句话说，物质性是行动者意图性建构为社会现实这一“软性”(社会性)过程中“硬性”的一面，它强调的是建构活动中遭遇的“物”以其特有的、超越当前社会情境的“内在特质”影响乃至改变社会建构活动的一面。因此在关注物质性的学者看来，客观现实并非纯粹是基于“软性的”社会建构，而是与建构活动中所遭遇的“硬性的”物紧密相关：当我们去讨论具体的“社会互动”之时，我们不仅要理解人类意图性如何在社会互动中实现——这是经典的建构主义路径，还要兼顾到对象跨越时空的内在特质(即对象的“物质性”)是如何制约互动中人类行动者，他们对对象的理解、阐释以及之后的社会行动是如何被对象的内在性所“形塑”(shape)——而这就是关注物质性的建构主义路径。
基于以上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放弃从“物的本身”来理解物质性这一概念，而将某个具体物件的“物质性”与它在“社会互动”之中的影响(consequence)挂钩，从而依据它在不同层面对社会互动的限制，提出物的三个“类别”(categories)。第一，城市中充斥着具体社会互动发生所借助/面对的“对象”(object)，例如科技产品(手机、电脑、数字屏幕)、交通工具、设施、装置、道路等人造物(artifact)，也包括树木、花草、河流、动物等自然物；第二，城市中的物还可以被理解为提供社会互动发生“场所”(place)的地点，例如广场、公园、博物馆、铁路沿线、交通枢纽、购物中心等；第三，在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中，处于互动中的个体的“身体”(body)也包含着物质性的维度。这既包括身体本身内在的生理性特质(性别、年龄、身材、机能等)，也包括其社会化的属性(着装、行为、品味、文化、认同、价值观等)。
这里可以借鉴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结构的身体化”的讨论，例如仪态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实践方式，其中“包含了一整套身体技术和工具系统并承载着大量含义和社会价值”(15)。硬性的“结构”(布尔迪厄所言的“惯习”)可以通过社会习得的方式被身体吸纳——例如孩子会刻意模仿成年人的言谈举止，从而介入到当前的实践活动之中。换言之，身体的物质性既体现为身体本身特有的“生理性质”对当前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例如性别可能影响社会分工差异)，又可以呈现为身体吸纳结构之后所呈现出的“社会属性”(例如体态与修养表达了某种阶级地位)。在后者中，“文化状态和政治秩序的最基础原则被缩略为习惯性动作的状态”(16)。同时需要澄清的是这三种类别并非完全相异，而是相互交织：例如作为“场所”的城市地标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承担和构建城市文化认同的“对象”(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