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申奥片，受到了布列松的影响

在她的上一部纪录片《我们》中，爱丽丝·迪欧普对巴黎进行了观察，她聚焦于所谓的边缘地区——巴黎市郊，那里居住着大量黑人和棕色人种——而不是市中心，她制作了一个国家的反肖像：从跨越差异的纽带而不是不言而喻的普遍性中产生的一个集体形象。

《我们》
新片《圣奥梅尔》则是迪欧普广获好评的故事片首作，它在上个月的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得了评审团特别大奖，并被法国选送参赛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它对肖像刻画提出了一种电影层面的挑战，质疑国家语言和摄影机的力量，向彼此揭示真实的自我。
影片的中心人物是两位黑人女性。劳伦斯·科利（古斯拉吉·马兰达饰），一位年轻的塞内加尔移民，被指控把她15个月大的孩子留在涨潮的海边，以致其溺亡；以及拉玛（卡伊捷·卡加梅饰），一位塞内加尔裔法国教授和作家，正在调研一个关于美狄亚神话的项目。
前者取材于2016年震撼法国的真实新闻故事；后者的人物原型就是导演本人，她被该案件吸引，并参加了庭审。迪欧普利用了听证会的实际记录，同时以形式上的精确性重现了法庭的场景，但却给这个本应客观的空间，大胆地插入了一个黑人女性——即拉玛——的主观视角。
在佳亚特里·斯皮瓦克1988年的著名文章《庶民能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中，这位学者质疑过去处于「庶民」地位的女性能否被现在的历史学家赋予声音，而不成为他们自身投射的某种拼贴画。我很少看到这些议题在银幕上以《圣奥梅尔》那样具有戏剧性和知识性的力量来展开。
在马兰达令人着迷的表演中，劳伦斯成为了解开这部影片的密码式人物，她的形象如此难以捉摸，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是该同情她还是谴责她。当我们看着庭审在紧张的长镜头中展开时，对劳伦斯的质询似乎越来越少地揭示了她本人的情况，而越来越多地揭示了我们对母亲、特别是对黑人女性的普遍看法。
正是在这种僵持中，《圣奥梅尔》展现了其力量——它含蓄地证明了爱德华·格里桑所说的「不透明性的权利」（right to opacity），即它要求我们剥开附着在互相理解之外的层层表象，找到与对方沟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