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申奥片，受到了布列松的影响(2)

该片在2022年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后，我与迪欧普坐下来谈了谈她参加激发《圣奥梅尔》创作灵感的庭审的经历，非虚构和虚构在这部影片的制作中是如何融合的，以及在一个黑人女性的形象中注入普遍性的意义。
爱丽丝·迪欧普
问：首先想请问影片开头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提及。为什么选择这种开场？
迪欧普：有几个原因。对我来说，以一个黑人女性在索邦大学或法国政治学院的课堂上阅读《广岛之恋》作为开场，确实有一定的政治含义。我想提出关于黑人女性的普遍性问题，而且从一开始，影片就谈到了人们对黑人女性的普遍看法。
文本的选择也提供了某种线索，让我们了解拉玛是什么样的作家，以及她对劳伦斯·科利的兴趣所在。她的后续行动表明，杜拉斯作为一个作家——以及拉玛本人作为一个作家，有必要去审视那些犯了应受谴责的行为的女性角色的禁忌，同时也有志于将她们塑造成即使不被宽恕，也应被真正倾听的女主角。
影片看待劳伦斯·科利的方式，正是杜拉斯看待她那些充满矛盾的女性形象的方式，她们是受害者，同时也是有罪的。拉玛的演讲贯穿了整部电影；它为我们如何看待这件事提供了一个轴心。

《圣奥梅尔》
问：在媒体宣传资料中，你提到参加庭审时，自己与这个女人颇有共鸣，因为你也是塞内加尔人，有一个混血的孩子，但一开始出席的时候，她在你眼中几乎就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参加了庭审之后，你对这部电影的想法发生了什么改变？
迪欧普：我被这个故事迷住了，几乎像磁铁一样被它吸引，不过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它拍成电影的想法。但当我正在参加到庭审之中时，我目睹着这个女人的各种现实——她的面貌，她的说话方式，她的故事的复杂性，理解她的行为的不可能性——在庭审结束时，我对此没有任何更清晰的认识。这种神秘感迫使我进入自身的隐秘深处，审视自己内心不一定想要看到或承认的东西。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
而我所经历的，是所有在场的作为旁观者的女人所经历的。有像我一样无端前来的女人，也有同为女性的记者、律师、首席法官以及她的两名陪审员。我们所有人都被震撼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其中的要害是什么——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这场庭审所提出的问题的普遍性，我才开始有了拍一部电影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