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哲生《寂寞的游戏》：故事经得起无数次死亡(2)

从童年时就被不断地咀嚼的孤独感弥散在袁哲生的整个写作中，他念念不忘地想躲藏、想下坠，在每一个生活的片段中感觉到的只有悲伤和孤独，袁哲生写冷清的园区中有一只停在树上纹丝不动的羊；写当父亲觉察到“我”有自杀的念头时每晚小心翼翼地坐在我的桌边，但最终遗弃家庭；写每当“我”溜滑梯想到的总是：“当一个人站在高处的时候，他的责任只是轻轻往下一滑而已。”
袁哲生在故事里无数的起念最终成了现实，黄锦树说：“年轻的写作者一旦选择自杀，作品就必然成了遗书，和死亡本身产生一种紧密的联结，成了后者某种意义的因。当文字和生命太过没有距离，风险也随之提高。但事情原本不该是这样的，文本里的死亡应该是另一种死亡，虚构叙事经得起无数次死亡。”无论是引进大陆后被读者的青睐还是在电影中被化用，袁哲生写作于二三十年前的作品似乎在当下正产生更多的意义。
最近，澎湃新闻就袁哲生的写作专访了台湾马华文学作家、评论家黄锦树，他对袁哲生创作的语境及其写作脉络等进行了回顾。我们也就袁哲生作品的引进、如何解读他自己的经历与故事的互文性及镜像主题等专访了后浪出版公司编辑、作家朱岳。

袁哲生
黄锦树：实证的死亡不只见证了生命的脆弱，更见证了写作本身的微不足道
袁哲生登上台湾文坛的时间是20世纪九十年代初，黄锦树介绍当时台湾文坛的背景时说：“八十年代后期，正值台湾政治大转型的时刻，其时的中生代（如张大春、黄凡、 朱天文、朱天心、李昂等）正发光发热——尝试以文学介入各自的当下现实，或虚无地企图拆解一切——主导了文学的动向时，……九十年代初，一代人迅速地登场了，那是严格意义上的我的同代人。但这是个早夭的世代，早熟、自杀，或快速地退出文学舞台，幸存者并不多，泰半没来得及成熟到真正可以挑战上一个世代。”
袁哲生就是“内向时代”中的重要一员，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他们的写作呈现一种鲜明的向内转的趋势，外部世界似乎很少投影在他们的写作中，他们耽溺于自己的想象、情绪，以强意象化、场景化的建构在小说中呈现出幻异感，“从邱妙津的裸露的玻璃心，到袁哲生渴望消 失的寂寞的游戏、黄国俊的留白、黄宜君的流离，实证的死亡不只见证了生命的脆弱，更见证了写作本身的微不足道。”黄锦树谈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