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辰宇评《言外之意》｜打滑的鳗鱼(5)

”（72-75行）他召开全营大会，对将士们谎称宙斯命他撤兵，并尽陈战势之不利，最后说：“你们要按照我的吩咐服从命令：让我们坐船逃往亲爱的祖国的土地，因为我们攻不下街道宽阔的特洛亚。”（139-141行）可惜将士们未能经受住试探，没有听出阿伽门农是正话反说，竟一个个欢呼雀跃，准备打道回府。后来还是靠其他将领的鼓舞，并依赖神助，战士们才放弃了回家的想法，重新备战。根据佩尔诺的分析，阿伽门农看似险些失手的计策，应是出于他的精心谋划。手下的将士驰骋沙场九年，早已无心恋战，又都认为阿基里斯之所以从战争中撤出，尽是首领阿伽门农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阿伽门农才故意给将士们向他发泄怨恨的机会，说反话诱使士兵撤退，“他们发泄了心中的不满，才又士气昂扬地回到战斗中”（20页）。
也许我们会觉得，阿伽门农的反话和通常所说的委婉语并不相同，而这个例子的好处正在于此：点到为止、言此及彼、正话反说三类婉言，其夸张程度是递增的，反话作为古人分类中最极端的婉言形式，尤其能展现古代修辞学家思考言外之意的特别之处。我们由此也可以认识到，古人所谓“婉言”涵盖的内容非常多样，而且各个理论家对它的归类（16-17页）和讨论也都有所不同。不过佩尔诺提醒我们，不应该认为古人只是把不同的东西混淆了起来，因为古代婉言理论的优点，正是在于它能“把表面上纷繁复杂的现象归结到一个概念之下，展现它们共同的问题”（21页）。
相反，言外之意在现代文化中的影响，并不在于委婉的修辞技巧，而是表现为对“阐释”的执着。佩尔诺引用俄裔法国小说家萨罗特（Nathalie Sarraute）的话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怀疑的时代”；与“怀疑的时代”（l’ère du soupçon）并行而至的，是以求索隐晦意义为基础的阐释文化，所谓“怀疑的阐释学”（les herméneutiques du soupçon）。现代思想的这个特点显而易见，当代西方文化的许多方面都难免与对言外之意的探求有关。不过在我看来，在不少学科的内部，对这种思想倾向并没有足够的反思。比如我们念文学的人，好像总要在诗里读出点什么才满意。不屑于在文学中挖掘思想的学者，也总要“精读”出文本细节的“妙处”，不然就显得不太专业。对“文本解读”的执念，我想也部分源于二十世纪遍及诸学科的怀疑文化。
佩尔诺首先举语用学为例。传统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内部的运作，而语用学把语言的使用和生活的种种语境联系了起来。英国分析哲学家格莱斯（Paul Grice）的“会话隐涵”（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论尤其与言外之意有关。佩尔诺没有专门讨论提出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的奥斯丁（J. L. Austin），其实言语行为也同样关注的是言语之外的意义和功能。我特别提到奥斯丁，是因为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思想史研究，深受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他认为思想史学者不光要清楚文本的意思是什么，还要探索文本在做什么。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言外之意跨越学科的影响。此外，佩尔诺也扼要地讨论了弗洛伊德——他与马克思、尼采并称“三大怀疑宗师”（保罗·利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