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

在经过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绑架”之后，不仅具有明显“强制阐释”倾向的文学理论受到质疑，文学理论本身存在的合法性也成为问题。一种颇具普遍性的批评声音是：文学是感性的、审美的，一旦用理论的方式来解读就势必会破坏文学的审美特性。这种观点是有根据的，从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性”的张扬，到英美新批评对“意图谬误”与“感受谬误”的警惕，再到苏珊·桑塔格的“拒绝阐释”以及哈罗德·布鲁姆对“憎恨学派”的对抗，都成为“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主张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说，这无非是浪漫主义美学或审美中心主义文学理论的重现。当下，文学理论面临一系列挑战，有的只尊重文学的审美特性，割裂了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有的生搬硬套西方文学理论，用各种理论“强制阐释”文本。当代文学研究亟须反思文学与理论的合理化关系，这也成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努力方向。

概念命名与理论把握
理论思维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形式，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类“有意识生命活动”的具体显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现象，只有经过理论的把握才能成为系统知识，否则就只能是感性经验。那么文学与审美这类现象呢？其是否能成为理论思考的对象呢？
文学与审美只有对理论进行抽象把握，经历从现象描述到理论建构的发展过程，才能够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知识话语，而关于文学与审美的知识话语也成为人类自我意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里就涉及“言说”与“不可言说”的问题，或者说如何言说“不可言说”之物。维特根斯坦认为，“不可言说”的是神秘的东西，语言的意义在于其运用。“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言外之意”“言有尽而意无穷”等是否意味着文学是不可以言说的？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存在，多维度、立体地建构着属于自己的世界：凭借感观建构感性世界，凭借联想和幻想建构想象中的世界，凭借意识和语言建构观念形态世界。因此，对人的存在以及人的世界的存在，语言就具有了本体论意义。语言和言说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语言不能包揽一切，人的行为或人与世界的关联也并不完全经由语言这一中介，对人来说存在着语言之外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