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从马尔科姆·X看……美国的人民史(2)

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谁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事”？于是结尾出现的马丁·路德·金与马尔科姆·X的图像和各自的一段话，前者提倡非暴力，后者则认为如果有必要就应该诉诸暴力——观众在最后仍被裹挟到思考与选择之中。非裔黑人运动领袖马尔科姆·X曾经指出：如果你还没有准备为自由付出代价，就请不要说什么自由；自由或死亡，这是唯一的选择。他是斯派克·李的“精神教父”，在影片中穆奇猛然砸烂比萨店玻璃窗的行动其实是他在内心对马尔科姆的响应，温和的中间派以勇敢的斗争实践向精神教父致敬。
至于《拆弹专家2》，更无法用时下的影评叙事来“剧透”它之所以发人深思的痛点，这种类型片中所有的警匪黑白、身份反转、双雄兄弟、情节悬疑、人性冲突等等元素、桥段都不再重要，此时的邱礼涛已经不仅仅是从《人肉叉烧包》《伊波拉病毒》再往前蹦几步，而是义无反顾地冲天而起——就像影片一开头那场虚拟的香港机场惊天大爆炸。邱礼涛对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怜悯出自真心，对电影的社会良心作用有高度的认同，他的哲学博士论文也是关于香港电影。别再说什么Cult片和B级片，邱礼涛在这部影片中开启了港产警匪类型片中全新的在地元素：焦虑、愤怒、抗议、痛心、前所未有的大爆炸想象、最后以死亡获得救赎，他显然站在一个全新的风口上。恰好是在这个风口上，仿佛回响着三十多年前斯派克·李的话语：“Do the Right Thing”，马尔科姆·
X的自由幽灵随着斯派克·李也随风而荡。影片结尾潘乘风的确乘风而逝，留下的庞玲问心理专家能否去掉所有记忆，只留下与潘相识那段短暂而美好的时光——比《为所应为》的结尾更悲怆、更令人不忍。
就这样，斯派克·李使我意识到要认识马尔科姆·X，邱礼涛使我思考潘乘风为什么说他没有疯、只是心痛。前两周在深圳一家书店看到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1922-2010）的《美国人民史》（第五版）（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2005；蒲国良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一位也在找书的青年学子看我拿着它，就说他是美国最著名的左翼历史学家，要买。这就是新年读的第一本书，霍华德·津恩的《美国人民史》，在阅读的心情上当然与看斯派克·李和邱礼涛的电影有关。
还是从书名谈起。在我读过的很少几本美国史中，书名中有“People”的除了津恩这本以外，还有加里·纳什（Gary B. Nash）等编著的《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社会》（The American People : Creating a Nation and a Society，2003；刘德斌主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美国人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1999；秦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中译本有译作“人民”或“人”，感觉上很有差别。从几本美国宪政史著作的书名来看，对“人民”（People）的强调很坚定，不容置疑，如美国著名宪法史学者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的《我们人民》美国宪政三部曲（We the Peo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