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百年诞辰纪念：他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7)

索尔仁尼琴的最佳小说就像和弦一样，如正统的赞美诗，而回忆录的结构则比较乱。他反复询问苏联。“在我的战斗中，我不可能接受苏联伪知识分子和西方伪知识分子作盟友”，他在回忆录里进行忏悔，好像是一个悔改的罪人。读他的回忆录，我们感觉有机会重新找到他的纯洁之处。如果没有这么多无辜的人死在苏联，他写道，“我就会留在文学的范围内。”
索尔仁尼琴
在西方，政治氛围使他进入了社会辩论中。著名的欧洲报纸和杂志发表了对他的虚假采访——他可以忽略他们滥用他的名字吗？与他的真正访谈独立出版了 ——正如可预期的那样，这激起了其他人的强烈反应。“唉，”他感叹道，“接近政治的任何陷阱都会陷入困境！”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地跳进了陷阱。1976年，他在对西班牙进行访问时，重申曾因1939年佛朗哥在西班牙内战中对左派的胜利而感到特别鼓舞。他访问了西班牙的堕落之谷，并认为“这是基督教方赢得战争的结果！我的家乡，撒旦的一方赢了，这六十年来一直在践踏人权，没有人说出关于死者的一个词。“在一次电视露面之后，他发现西班牙警察正在追赶他的车——他们追了他一下，告诉他国王胡安·卡洛斯正在宫里等他。索尔仁尼琴拒绝了皇室邀请。“我们得离开西班牙”，他说，“社会主义和自由派的报纸在愤怒地合唱。
”
索尔仁尼琴终于从佛蒙特州卡文迪什镇的一条蜿蜒的小路上，找到了他的庇护所。在那里，他建了一座瑞士风格的木屋，作为他的图书馆。档案馆竖立了一座塔楼，并在顶层设有多张桌子，他因为坐骨神经痛而站在那里工作。他用地下隧道连接了这两个房子。“现在，”他写道，“我有梦想的办公室，宽敞，有高高的天花板和明亮的窗户。”他称之为“五号”布鲁克斯。他游泳，打网球，剪草和锯木，同时在“美国荒野”中思考俄罗斯的过去和未来。他妻子担任他的作品的打字员和编辑。
随着对《红轮》的研究的火热，索尔仁尼琴被带到了著名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并使得他改变了对俄罗斯二月革命的看法。以前，苏联对二月革命的解构使他陷入了相反的观点。“为了思考”，他痛苦地说，“我已经屈服于那些二月革命的迷人粉红色云彩！”但他也在想，如果二月也是一条错误的道路，那么俄罗斯的真正道路在哪里？为了这条道路，他看了无数出自旧金山，纽约和巴黎旧俄语流亡期刊。“好像所有这些老年人，革命的同时代人，正在把我妻子和我作为他们斗争的指挥棒。”
“他是二十世纪的反动派，一个有着十九世纪思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