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百年诞辰纪念：他眼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6)

他在瑞士获得避难——他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娅·艾亚·斯威特洛娃
（Natalya“Alya”Svetlova）
，一个比他年轻二十岁的离婚数学家，和她的三个儿子，被允许加入他的家庭——索尔仁尼琴在那时仍然没有永久居住权。他考虑过在挪威定居。他写道：“这个国家冷漠的严重程度和坦诚都深得我心。”他写道，“我内心想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西方，我居然能找到像这样的地方。”曾经，他觉得挪威离苏联太近了，尤其是那些巡逻艇的谣言。
后来，法国伸出了援手，索尔仁尼琴也爱上了巴黎。但到了这个时候，他的英雄大多躺在法国墓地里。在法国东部开车时，他偶然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十字架，原来是戴高乐的墓地。“后来”，他写道，“记者在苏黎世与我联系，询问我访问这个坟墓的重要性。”
法国有一个团队致力于翻译他的全部作品。他写道：“法国成为唯一一个我的书籍按时出版，并产生最大影响的国家”。但他不懂法语，所以拒绝在那里安顿下来。他感觉越来越不适。当北越夺取西贡时，由于西方的松懈，他撰写了一份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小册子。“怎么可能看不到？”他骂道。“第一，东欧被放在苏联的地盘上，现在是东亚，没有人能阻止他们进入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担心新的战争，人们可以轻易地将整个星球交给他们。西方人生活在繁荣中，坚定不移，做出牺牲是多么困难！“
所有这一切都记录在回忆录的第二章“掠夺者和受骗的人”之前，其中记录了他对他的美国文学经纪人的态度，以及他无能的瑞士律师。他写道：“在苏联这片艰难而无情的土地上，我所有的前进都变成了一系列的胜利”。“然而在西方，凭借其无限的自由，我所做的一切
（或者没有做到的事情）
都以一连串的失败告终。”
他很少有显得优雅的笔记。第三章“又一年的漂流”记述了他到达新大陆的过程。他首先登陆加拿大，但他批评这地方
（“蒙特利尔试图模仿美国的大城市，但却不尽如人意”）
。他在美国各地寻找购买房产，却发现美国缺乏像俄罗斯那样，古老而茂密的森林，而其平原并不像乌克兰的草原那样风景如画。更糟糕的是，嬉皮士已经占领了这个国家。也许阿拉斯加对他来说是个好地方吧？毕竟，这曾经属于俄罗斯人。他和他的妻子想家了，认为纽约难以忍受。“上帝，”他写道，“结束一个人的流亡生活，独自一人在纽约的水泥森林里住，真是多么悲伤啊！”他也曾去华盛顿特区，因为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助手亨利·基辛格在主持缓和越南战争，所以他对白宫的邀请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