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线》爆红，真正困扰我国法官的一个难题浮出水面｜文化纵横(7)

在1940年，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法官职数是259名，当年联邦法院的总雇员数是2171名，法官人数占11.8%。到2021年，联邦法院的法官职数是853名，总雇员数是32995名，法官人数占2.6%左右。从这一组数据可见，自1940年以来，为了应对司法能力危机，美国议会在增加司法人力资源方面是下了“血本”的。
在日本，近当代法院系统的司法改革与美国类似，既有宏大的结构性改革，也在司法人力资源的投入上有明确的主张。从明治维新至今，日本先后经历了多轮大大小小的司法改革，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明治维新之后，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或者西化）的背景下，以1890年颁布的《法院构成法》为标志，初步确立了相对现代化（或者西化）的日本法院系统。其结果是法院与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纠纷解决体系的分离。第二次发生在“二战”之后，在美国主导进行日本宪制大变革的历史环境下，1947年颁布的《法院法》进一步建构了相对独立且高度专业化的日本法院体制。其结果是法院运作呈现了“精密司法”的特征，法官群体日益成为与外部社会隔离但是内部却高度等级化的“司法官僚”。第三次发轫于20世纪末，由日本政界和财界推动，以2001年发布《日本司法改革审议会意见书——支撑21世纪日本的司法制度》（简称《日本司法改革意见书》）为标志，深受“司法民主化”理念驱动，目标是“形成能使国民满意的司法制度”。
“二战”之后，日本法院系统的变革一方面有其深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不过，另一方面，两次大的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法院诉讼量上升以及裁判延期有关。战后不久，在美国的扶持之下，日本经济很快复苏并发展繁荣，民事纠纷与民事诉讼激增，直接导致了大量案件积压和审理延期。针对这个问题，日本国会在1962年颁布了《临时司法制度审议会设置法》，据此成立的司法改革审议会启动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并在1964年发布了《临时司法制度审议会意见书》，提出改善法官待遇与地位以吸引优秀法科毕业生从事法官职业，建议通过简化裁判程序来给法院减负，并取得了一定的改革成效。不过，从解决法官工作量的角度看，这些改革仅有治标的成效，并没有实质性解决问题。在战后直至21世纪初的数十年里，日本法院系统的案件量并没有明显降低，反而在高位上波动：
1950年代持续上升，到1960年代中期达到历史性峰值，然后是下行又上行波动直到2000年代初，之后案件开始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