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先勇到郭强生，台湾“同志文学”也是时代的见证者(2)

第二个点，台湾是1987年解严，那是台湾的很大的转折点，那我要写的话也是从解严前写起吧，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社会就是蓄势待发，很多事情在酝酿中的样子。
第三点，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我之所以把这个书名叫作“断代”，而不是“酷儿”或是“恶子”什么的，因为我真正想要书写的就是关于时代、关于记忆这件事情。我觉得一个作家要能诚实地看待自己的记忆。所以说，我也就从我自己的人生里头的记忆写起。往前再年轻几岁的话，对很多事情也不太有自己的想法，所以1985那个时间段也比较符合我自己（同志）记忆的开始。也就说不管从个人层面，还是从台湾的大背景，以及同志这个议题的开始，方方面面来说聚合在1985，对我来说，我个人可以开始重新去看待很多事情。
记忆这个东西，每个人都有压抑的部分，尤其是被边缘的、压迫的主体，不管是以前的女性黑人还是被殖民者，所有压抑的记忆，如果有一天你想要揭开这个压抑的记忆的话，它爆发出来的混乱悲伤荒谬这些东西，我特别能感受那个压抑的锅被打开的感觉，所以大概是这样去切入。
澎湃新闻：
这本书也写到了台湾的民歌运动，小锺在书里也是民歌运动的一部分。台湾民歌运动对于你个人或者书中人物来说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郭强生：
这个就回到我刚刚说的你能不能真正面对记忆这件事情。尤其像我这样在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过去十年，民歌在台湾就成了一个符号，当然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记忆，但当一群五六十岁的人在那边一听到民歌，只想到青春想到美好，难道你都忘记你青春的时候做过多少蠢事吗？好像你听到民歌就通通变纯真，被洗白了这样。民歌的复古、怀古在过去的十年特别轰动，那民歌在清纯的旋律下，到底勾动了什么？青春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不懂为什么大家会觉得青春是美好的动人的，青春其实是最尴尬最痛苦最挣扎的。你叫我重新回去过25岁，我绝对不要。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写的这个故事，是要以一个不同的视角去切入台湾过去这三十年的话，很多大家过去熟悉的符号我也希望可以翻转一下。
第二的话，你知道这些故事角色，都是很边缘的一群人，在这个主题上发挥，我有好几个层次。我刚写完的时候，人家问我写了什么，我也不想说我写了一本同志运动，我就说我写了一个爱情故事。因为在很多文学批评里头，大家一听到爱情故事，就会觉得，喔……（谈情说爱）那也是一种被主流边缘化的题材。我在书里把很多流行歌曲、通俗的文化放进来，这些东西大家也是有很多偏见的印象。我就说，这本书就是讲爱情的，为什么不可以好好地写一个爱情故事？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些流行文化的符号？所以我就刻意把这些东西交织进来，来凸显一个不一样的视角，我不觉得主流的记忆就是真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