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白先勇到郭强生，台湾“同志文学”也是时代的见证者(12)

澎湃新闻：
您觉得台湾的同志文学跟同志运动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同构的同步的，还是有先有后？
郭强生
：当然有结盟的时候，也有分道扬镳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同志书写未必要为任何特定的运动服务。
我自己作为一个创造者，我有自知之明，所以让书中的锺书元犯了一个错误，也算是提醒自己。他根本不知道激情的群众在集会中被催眠后是什么状况，上台讲了一堆不中听的话。每个人要知道自己是谁，站在哪个位置上，不用刻意地去模仿，或者去排挤。有人后来就说同志文学只是一种文字风格，就是非常艳丽张狂，我就觉得怎么已经省事到这个地步了？这个脉络里头，我在写《断代》的时候一直想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发声位置，这个发声位置不同于《孽子》，不同于《荒人手记》，一定要有一个新的声音，最重要的角色就是你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
澎湃新闻：
您会怎么看像《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种很能迎合主流大众的作品？
郭强生
：那基本就是个罗曼史嘛。哪会有这么善解人意的老爸啊，这么美的风景啊，衣食无虞，赏风吟月。有些东西你一看就知道是个梦幻嘛。但有的人就只能接受梦幻，你跟他讲真相，他会疯掉的。我在《夜行之子》的扉页里就讲了一句话：如果不能面对悲伤的真相，快乐其实都是假的。快乐和悲伤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爱看罗曼史型的同志文学的人其实就是在逃避真相。
澎湃新闻：
在书中，你写到Angela问姚瑞峰关于同志婚姻合法化的看法，想问您个人对台湾的同婚合法化怎么看？
郭强生：
这个问题跟汤哥和老七的关系有关，我们今天看西方看美国，说同志婚姻合法化了，但是他们比我们早了五十年了，他们早已经活在那个同志关系的伦理里了。他们从1950、1960年代到今天，中间还经过艾滋形同种族灭绝的阶段，已经进化到成家的形态了，他们已经活成这样了，最后不过是就地合法，整个社会看到两个同性在一起过着也挺好的，看在眼里看了几十年了。
那现在的台湾同婚合法化，我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当然同婚合法化代表这个议题更上一个新的层次，但是并不表示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同志就会幸福啊。同志不能说我要等到合法化之后我才谈恋爱，才考虑成家，就像是许多年轻一辈人在出社会时不能适应，以为很多事情要帮我先准备好了，我才要有意愿，我觉得这是同志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另外一个比较吊诡的事情是，我看到年纪更大一点的五六十岁的同志，一直在一起的，反而比较多。在白先勇那个年代，完全没有保证你任何东西啊，但他们反而勇敢去爱了，尤其现在年轻异性恋者更加计较，我没有经济保障之前，为什么要跟你结婚，等到有了那些保障再说吧。同志会不会也走上这条路呢？等到那个法律通过之后，你就立刻能知道怎样成为一个有家室的人了吗？成家与约会同居是不一样的，但是目前几乎没有文学或教科书告诉同志们，怎样才是同志的归属。所以我在书中才特别这样描写，老七跟汤哥用了一生才发现，他们其实是可以作伴的，之前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可是真正可以作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